年画，是一种深受我国人民喜爱的艺术品，它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民间就有换桃符、贴门神的风俗了，至宋代，民间又有了彩版印制年画。《东京梦华录》中记载：“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符、桃板及财神、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宋以后，年画题材逐渐扩大了，作坊亦由开封和临安两都城发展到其它省份。及至清代，山西的临汾、太原，山东的潍坊、聊城，陕西的汉中，四川的夹江、绵竹，安徽的阜阳、宿县，湖南的辰州、邵阳，福建的漳州、泉州以及广东的佛山、苏州的桃花坞和天津的杨柳青都出现了许多年画作坊，印制了大量的木版年画，其中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当属天津的杨柳青年画。

一

        杨柳青位于天津西郊的南运河畔，原名古柳。据说元代文学家揭傒斯路过这里时曾留下这样的诗句：“杨柳青青河水黄，河水两岸苇篱长，河东烧烛河西光，河西女嫁河东郎。”此后，随着诗句的流传，古柳之名便逐渐被杨柳青所取代了。

        由于南运河与大清河、子牙河、独流减河等河流相沟通，因此杨柳青有着得天独厚的舟楫之便，加之四周多水洼、苇塘，盛产鱼、虾、莲、藕，故这里又有“小江南”之称。清代成哲亲王在杨柳青柳枝词中写道：“家家绿柳在门前，门外乌篷小小船。黄鱼雪白随潮上，切作银丝不值钱。杨柳阴阴似画图，春波满岸长春蒲。蒲帘编好江南卖，家在当城小直沽。”

        自元代起，随着漕运业的发展和江南难民的北迁，杨柳青的人口逐渐发展起来了，由驿站变成村落，进而形成小镇，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集散地。清雍正八年（1730年），清政府设立了天津府天津县，杨柳青遂属天津管辖。由于杨柳青有水陆运输之便，当时许多运粮船上的船工多携带一些江南土产，如瓷器、竹器、日用杂货等在此地转销，使这里的商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人民因之多业商而客于四方，农圃者仅百分之一二耳。”（《天津杨柳青小志》）随着南人北迁，南货北运，在江南深受人民喜爱的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也传到了北方，受到了北方人民的欢迎，于是在明朝末年的崇祯年间，杨柳青一带也出现了木版年画。

        杨柳青年画兴起之初，艺人们只是刻印些神祃出售，如灶王、门神、财神、钟馗以及天地日月诸神，每逢年节，这种年画销售甚畅。以后艺人们又根据人们的喜爱和情趣，在神祃之外，设计并印制了升官图、消寒图、转八蛇、福禄寿喜等吉利、发财、喜庆的年画。这些年画上市后，不但本地人纷纷选购，外地商人也来订货，使得杨柳青年画业迅速发展起来。这时，杨柳青年画的制作也逐渐出现了分工，由过去艺人自己画样、自己刻版、印制着墨变为各种工序互相分离的专门性生产作坊和画铺。

        及至清朝中叶的雍正、乾隆年间，杨柳青年画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那时，杨柳青镇上画店作坊鳞次栉比，店中画样高悬，每年入秋后，各地商贩络绎来到杨柳青选购年画。当时杨柳青有大小年画铺近百家，其中以齐健隆和戴廉增两家最为出名，这两家字号最老，版样最多，而且是自己刻版、印制，自己销售。戴家的字号有廉增、美丽、廉增丽；齐家有益隆、健隆、惠隆，这些字号，每家各占一条胡同，胡同两边全是为这两家制作年画的作坊。然而齐、戴两家之所以出名，主要还在于他们的年画在艺术上比其他诸家更胜一筹。一般作坊的年画题材多是新年吉庆、娃娃、仕女及门神、灶王等，以表现人民的生活情趣为主，构图比较简单，齐戴两家则不然。齐家的年画题材以历史故事居多，如《完璧归赵》《三顾茅庐》《文姬归汉》等，这类画被称为文样；戴家的年画则以小说、戏曲中的故事为主要题材，如《大破天门阵》《收陆文龙》《三盗芭蕉扇》等，这类画被称为武样。齐、戴两家的年画不仅在艺术上工细精美，而且由于题材多是脍炙人口的故事，因此深得人们喜爱，遂使齐、戴两家名噪一时。于是，其他画铺争相效仿，他们不惜重金礼聘画师画样、点套、刻版，力图以新奇取胜。尽管他们的年画在艺术上难以超过齐、戴两家，但在这种竞争之下，出现了大量惹人喜受的作品，大大丰富了杨柳青年画的内容，提高了年画的艺术水平，使杨柳青得到了繁荣发展。

        齐、戴两家除了制作文武样年画外，还成功地制作了5尺长的大幅门神、财神。一般年画都是小张的，是24×25纸张的一半，年画业的人称其为三裁，一整张纸被称为贡尖。齐、戴两家制作的门神、财神是两张贡尖拼在一起的，因为画幅大，印起来也就困难得多。一般画版都是三裁纸大小，这样每印一张5尺大的门神，就比印一张三裁年画要多费4倍的功夫，这在一般小店是很难做到的。齐、戴两家的门神、财神不仅画幅大，而且在绘制中还采用了工艺难度较高的堆金沥粉技术。所谓堆金沥粉，就是将调好的金粉灌入猪尿泡中，然后将金粉依线条挤沥在画面上。这样绘制出来的画不仅金光灿烂，而且富有立体感，工艺价值较高，好几两银子才能买到一幅这样的画。

        为了扩大销路，齐家健隆号曾在奉天设过分庄，行销东北。戴家先后在北京崇文门外打磨厂、绥远（今呼和浩特）、东丰台（今天津宁河县境）设肆卖画，使杨柳青年画闻名遐迩。

        杨柳青年画与其他年画不同之处在于杨柳青年画是以木版套印与手工彩绘相结合的，这样绘制出来的年画要比单纯以套色印制出来的年画生动得多。在杨柳青年画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画铺为了多出画，便将印好画样的墨线画发放到附近的农村去着墨、开脸（先在人物脸上涂一层淡淡的粉颜色，然后再画眉毛、眼睛、鼻子、嘴）。当时，为镇上一些画铺绘制年画的人家遍及杨柳青镇附近的32个村庄，真是“家家点染，户户丹青”，不但大人画，连稍大点的孩子也站在凳子上涂抹颜色。妇女一般画衣服、山石等细处，开脸则由绘画技术娴熟者执笔。

        杨柳青年画在发展中，受宋元民间版画、院画和明代木刻版画的影响，画风工整，写实性强。以后又博采众长，并熔建筑、戏曲等艺术为一炉，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雕版精细，刀法纯熟，线条流畅，构图丰满，形象生动，画面富于装饰特点，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题材广泛是杨柳青年画的一大特点。人们说，只要想买杨柳青年画，就能买到称心如意的。所选择的题材如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文学典故、戏曲以及时事、世俗生活、名胜风景、仕女娃娃和花鸟走兽等均为人们所熟悉和喜爱。此外，由于杨柳青年画运用象征、寓意、夸张等手法表现生活，逢年过节，人们不但买年画贴在墙上，还要贴在水缸上、粮囤上、猪圈上、鸡窝上，以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例如贴在水缸上的《缸鱼》和贴在粮囤上的《连年有余》，都表达了人们过富裕生活的愿望。由于杨柳青年画题材广泛，表现力强，因而它又有一种特殊作用，如有人把它当作嫁妆的一部分，也有人利用年画来调节邻里间的关系。

        杨柳青年画画面色彩鲜明，细腻润泽，既富于变化，又典雅和谐。它所采用的颜色主要有红、蓝、黄、绿、黑，有时也加茄紫和橙黄，这些颜色配在一起，对比强烈，给人以明快之感。颜料除浅黄是自己用槐树豆制成外，其它都是从外地买的。杨柳青年画是人工手绘，画面层次分明，因而比单靠套印着墨的年画要生动得多。由于这个特点，杨柳青年画被称为“细货”，有的地方又称之为“卫货”（天津卫的货），又因印年画时是用树棕刷子在纸背上来回刷，所以又称为“卫抹子”。卫货在西北、东北地区深受喜爱，被视为年画中的上品。

        到了清光绪年前后，杨柳青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农民画师，他们对杨柳青年画的发展及其艺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有张俊庭、王润伯、周子贞、戴立三、张祝山、张耀林、王本意、王绍田、王葆贞、陈玉舫、赵景贵、韩竹樵、韩月波、成三谢、徐少轩、徐荣轩、徐思汉、杨渎、阎玉桐、高桐轩、钱吉生、王文华、张聋子、贾全盛、张长忠、牛盛林、王振章等，此外还有生卒年代不祥的潘忠义和女画家白俊英。

        其中以高桐轩最为出名。高桐轩，本名高荫章，杨柳青人，生于1835年，卒于1906年，他自幼临摹年画，学习年画画法，遂工于写真。32岁时入清廷如意馆为慈禧太后画像，60岁后归故里，开始集中精力作画，并开设了雪鸿山馆画室。他所绘人物生动、细腻，构图雅致。所传年画遗作有《荷亭消夏》《踏雪寻梅》《庆赏元宵》《瑞雪丰年》《春风得意》《同庆丰收》《文姬归汉》《三顾茅庐》等，这些年画精工之极，在一般文人士大夫作品之上。

        由于杨柳青年画的兴起，杨柳青镇上出现了画市。画市设在猪市街东口，在玄帝观至泰山行宫二庙之间。每年自农历腊月十一日起，南乡炒米店、古佛寺、小甸子等地及本镇的年画商贩云集画市，他们一般都有固定摊点。早在冬至前后，贩画者便将写有“年年在此”的红纸条贴在墙上，画市由开市一直卖到除夕夜方收市，直至转年腊月再重新开市。

        天津开埠后，商业迅速发展起来，杨柳青年画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为了扩大销路，作坊与画铺迎合人们的审美习惯，将《水浒》《三国》这类题材的年画销往东北，把《渔家乐》《庄稼忙》等风俗画运往西北。在天津这个商业城市则大量销售《财神》《天官赐福》《大发财》《升官图》一类的年画。

        随着杨柳青年画的兴起，与之有关的各种行业在镇上应运而生。一些较大的杂货商纷纷经营纸张、颜料等。清嘉庆、光绪年间，在杨柳青经营文房四宝较有名者有福盛、万通两家，此外还有一个松竹斋纸局，这个纸局开始经营南纸、湖笔、徽墨等，后扩大了经营范围，开印启蒙课本、红模和各种帖子，同治年间还翻刻过名人书法。店主死后，店伙王金甫接办，改号爱竹斋，他文化造诣较深，善模仿，所临名人书法几可乱真，该号所印的年画行销全国。王金甫死后，其子王克庄接办，生意一落千丈。后因资金短绌，年画不能大量印刷，乃将部分画版租于外埠画店。山东滩坊及河北东丰台的画店每年亦派人来借地印画。民国后，其子王少庄接办，但只能以印对联、贴子为生了。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杨柳青百业俱废，镇上破产的商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背井离乡，繁荣的杨柳青衰落下去。到清末民初，杨柳青一带的画铺、作坊以及卖南北杂货的摊栈商店逐渐减少，镇上只剩下一些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米面铺和小本经营的杂货店。

        1915年，直隶巡按使公署教育科的李金藻，提倡改革年画，他自己绘制了一些有意义的新题材年画，如《谎言无益》等，这些新年画反映了社会的世情和时政。以后由于印刷技术的改进，西洋画、石印年画及胶印年画逐渐代替了手工业方式生产的杨柳青木版年画，加速了杨柳青年画的衰落。一些制作年画的作坊、画铺为了打开销路，从杨柳青迁到公路附近的炒米店，在那里设肆营业，专门印制神祃一类的木版年画。这些神祃有灶王、财神、门神、跑祃（给受惊吓的小孩追魂）、月宫祃、鲁班祃、杜康祃、水神、火神、关帝像等。这些神祃除了财神脸上贴金外，其余制作大多拙劣不堪。随着商业繁华的东迁和杨柳青的冷落以及天津富华印刷局和炒米店振兴印刷局胶印年画的大量发行，杨柳青木版年画渐渐失去了它的地位和市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为修筑公路从杨柳青画铺抢走了许多画版。此后，杨柳青年画铺和作坊全部歇业。一些老艺人见不能以此为生，保存画版又占地方，遂将画版以劈材价卖给了当地的点心铺，不少制作年画的艺人也跑到关外另谋生路去了。

        “春雷一声震天响，来了救星共产党。”就在杨柳青年画濒于灭绝之时，1949年1月，天津解放了，杨柳青年画从此获得了新生，它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及重视。解放初期，在河北省群众艺术馆工作的毛再生来到杨柳青，当他看到堆积在点心铺中的年画版时，以为杨柳青年画业务范围扩大了，但经询问，才知道这些画版是店铺老板买来作劈材的。毛再生对此感到十分痛心，他立即与当地政府联系，按原价买下了这批画版，并将这些画版运往河北正定县大佛寺保存起来。在临装包前，毛再生为一些老艺人留下了30余套版，支持他们重新开业印画。1956年经有关部门批准，由老艺人韩春荣、尹青山、王顺安、陆恩荣、张兴泽、马逸选等7人组织了“和平画业社”，重新开印木版年画。由于画版不够，画业社再三向河北省文化局申请，要求将存在正定的画版运回来。经过一番周折，河北省文化局终于将已被他们列入文物的部分杨柳青年画版移交给杨柳青画业社。

        画业社开张初期，画业社的师傅们克服困难，用粉枕纸印出了第一批年画。年画印出后，天津专区文化局将这批年画拿到新华书店联系发行之事。书店开始有些为难，唯恐积压，只进货1000张，但上市后，这些年画一抢而光。于是新华书店又增订至5万张，第二年又增加到40万张。以后，北京、河北、东北等地的文化部门知道这一消息后，纷纷前来订货，使杨柳青年画重新振兴起来。杨柳青画业社迅速扩大生产，以满足各地的需要。许多外国客人到天津后，总要驱车前往杨柳青，参观杨柳青年画的制作工艺，选购招人喜爱的年画。许多国内的美术工作者也前来杨柳青学习、参观，研究杨柳青年画艺术。

        1959年，天津的荣宝斋与杨柳青画业社合并经销杨柳青年画，但当时画业社并未搬入市区，仍留在杨柳青。1966年，杨柳青画社方迁至河西区佟楼三合里内，逐渐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年画出版社了。

作者：马逸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