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桂桐，1965年出生，天津杨柳青人，中共党员，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陪审员。1983年12月至1992年在天津市西青区图书馆从事图书管理工作；1994年至2015年在天津杨柳青博物馆工作；2008年取得文博副研究员专业职称。2010年6月至2015年12月任天津杨柳青博物馆、天津杨柳青年画馆馆长、副研究馆员。2018年至今在西青区文旅局年画研究室工作。 

踏破铁鞋只为“年画集成”

        杨立仁老人一边刷墨线，一边流着泪。或许，杨立仁老人想起了当年自家画坊的繁荣景象，而如今，只能感叹时过境迁，今非昔比。

        这是在采访杨立仁老人时的场景，像这样的场景，我在采访中时常遇见。2002年至2011年的近十年，由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发起了超大规模的“中国木版年画抢救与普查”项目，由冯骥才先生总事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后文简称《集成》）成为这一项目的重要成果，《集成》由全国各年画产地的人士和权威学者共同完成。我十分荣幸地参与了此次工程。此项工程任务之重，难度之大，耗时之久，我们皆不惧挑战，艰难克服，历时9年，22卷终于全部出齐。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整理资料和摄影。为了完成中国木版年画集成的资料收集工作，我开展了大量的采访工作，从不同人的口中，收获了许多书籍资料以外的史料，挖掘到了散落在民间的年画和作坊遗址。

        在我采访的许多老画师中，他们的身世经历和对年画执着的热爱之情，让我深受感动。前面提到的杨立仁是画店义成永创始人之一杨永兴之子，画店于清末时期开设，名盛一时 。民国中期，杨立仁开始继承父业，经营义成永年画作坊。后来，年画作坊解体，后又遇“文革”扫“四旧”，大量画版被抄走。通过多方了解，我们找到了他家地址，前去登门拜访时，我们在一间堆砌杂物的房间里发现了很多保留下来的木版。看到这些已经被尘封起来的木版，我们特别兴奋。在得到主人的允许后，同行人员将画版清理干净，并请来“玉成号画庄”的霍庆顺先生在这些版上刷墨线，试效果。最后清点下来，被保留的版大约有40多块，且大部分版仍然精美。它们能够保存至今，十分珍贵。此次探访，我们如获至宝，同时也从杨立仁老人身上看到了年画手艺人的卓越品质和深厚情怀。这些所见所闻都成为了《集成》的重要素材，充实了《集成》内容。采访回来后，得知此事的冯骥才先生感到十分惊讶，并夸赞我们“不简单”，因为他曾经也去过杨立仁家里，但没有收获。还有一次去炒米店采访当地老画师时，许多老人在提到年画过去的辉煌时，都十分感慨，也流下了眼泪。当然，也有一些老画师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自豪感，忍不住向我们介绍年画的光辉岁月和自己曾经制作过的版、画过的年画……年画给予这群老画师以精神力量，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技艺不仅养活了几代人，而且还凝聚了几代人之间共同的情怀，这种情怀让年迈的他们仍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和斗志，坚定不移地热爱着年画，甚至为发展和传承年画发挥余热。

         为征集更多的年画作品，我在全国各地来回奔波。我去过上海图书馆，据说那里存着大量的杨柳青年画。曾经有位十分喜爱中国民俗文化的传教士，采购了大量的年画，离开中国时没能将画带走，便留藏在徐家汇藏书楼，后来被上海图书馆发现，整理珍藏于馆中，还特此为这些年画编写出版了一本书。我还去过南京，我曾在一些书籍中了解到太平天国时期的杨柳青年画很有特色，且在采访中听说，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内珍藏着那时期的10幅年画。为此，我特意跑去南京了解情况。当时，该博物馆的负责人见我们是同行，了解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十分慷慨地将属于一级文物的这些画拿出来，让我们戴上手套近距离观看。我被这些保存完好的精美画作震撼，能够亲自触摸到真迹，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此次前行收获巨大。除了年画真迹，我还亲自实地考察了几处画店遗址，例如现在杨柳青镇上的“老味道餐馆”，它也是保留下来的一处画店遗址，而且杨柳青经典作品《五子夺莲》就是从当年的这个画店里产生的。我将探索到的画店遗址拍摄下来，留作图片资料纳入《集成》中。

        在见到尘封多年的画版和珍藏完好的年画作品时，在与历经沧桑岁月的老画师交谈时，在亲自走访一家家没落无原样的画店遗址时，我心中对于杨柳青年画的情感愈加浓烈。这个项目工程不仅对中国木版年画的历史和文化来说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也在我的工作和事业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加坚定了我为发展和保护年画而不断前进的信念。

作者：宫桂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