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
杜家老宅毗邻杨柳青另一翰林刘学谦家宅。杜彤长期在外做官,老宅中只有他的嫡妻、幼女杜联喆及兄嫂(杜联喆称之老伯母)。老宅的后院有一间冬天冷、夏天热的小屋子,杜家人不约而同地呼之为“小北屋”。这间屋因无人居住,也不常有人进去,便没有人打扫收拾。在杜联喆的儿时记忆中,小北屋里有三个架子和箱子、网篮,似乎还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或是凳子)。架上、箱中、网篮里都乱堆着些书,还有很多杜彤练字的白褶子和各种用过的和没用过的纸张,还有笔、墨、砚瓦、图章之类的。翰林出身的杜彤善行楷,时翰林书皆馆阁体,杜子丹(杜彤字)能魏书,拔俗出众。(《津门纪略》《天津书画家小记》引齐治源言)其家中留有书法用品,再正常不过。
偶尔,杜联喆会背着大人进去乱翻,“不懂得看书,只是想找到一两件好玩的东西带出来玩”。
民国初年,杜彤辞官回乡。不久,杜彤带着嫡妻由老宅搬入天德胡同的大宅子。杜联喆曾回忆,“父亲从新疆回来,不久全家搬到一所规模较大的房子。老宅被拆掉,重建了新屋。小弟妹都是在老宅新屋里生的。”即使“后来全家搬入天津城里……虽是租房,仍是两处分住”。由此可见,杜彤回到杨柳青不久,即一家两处分住,嫡妻及其子女居新宅,天津籍的赵姓妾室居老宅新屋。在旧社会,妾及妾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不高,甚至在有的大户人家,妾的地位相当于半婢。在杜联喆的自述中,“全家由老宅搬到一所规模较大的房子……小弟妹都是在老宅新屋里生的”,显然,“全家”不曾包括父亲杜彤的妾室。
杜彤在新宅(即嫡妻所居之处)外院用东南两间套房布置作了书房兼客厅,先在外间立了三大书架,摆满了书。当时,杜联喆只是一个学龄前儿童,对架子上摆的到底是什么书“一点印象全无,一部分书或许是从小北屋的乱堆里捡出来的。”
搬入大宅两年后的一天,杜联喆在书架某一底格的后边看到了一本有彩图的薄本书,是通俗印本的《牡丹亭》。当时,杜联喆对此书未曾在意,“后来想一想那必是哥哥暑假时偷看了藏在那里的”。
不久,杜彤命木匠特制了三座装有玻璃门、非常体面的书柜,“顺墙列在书房的内屋里”。书柜制好的一两个月后,杜家陆续接到了从上海商务印书馆寄来的《四部丛刊·初编》。
杜联喆中年时撰文回忆称:“慢慢地三柜排满,陈设得整整齐齐,书头向外,露着书名,甚是壮观。现在回算那当是民国八年(1919)《四部丛刊·初编》刚出版的时候。父亲和张菊生先生是同年,或可能张先生曾向老同学推销过预约。这亦是后来的猜想,当时无知,未曾问及。”
在《四部丛刊·初编》寄达杨柳青的时间前后,杜彤又购买了些碑、帖、书、册,“多半是当时商务和有正书局印行的”。杜联喆说:“虽然认识了四部丛刊一书,但并没有读过,没有用过,只知其名与其外表而已。等到懂得用的时候,由于连年内战的骚扰,家已由乡间(杨柳青,笔者注)搬到天津,书已零落了。”
在杨柳青安稳地度过数年后,因“杨柳青适当军队调遣之卫”,杜彤便举家搬到天津城里英租界租房居住,仍是一家两住。1929年9月,杜彤突患肠胃疾病,数日之间便去世了。他死后,妻妾分家单过。杜联喆说:“殡葬后,一家两处分为三处”。
杜联喆作为杜彤嫡妻所生幼女,所知甚多。她记得嫡母刘氏曾说:“杜彤是甲子生人,推算应是同治三年(1864)生。”杜彤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兄弟姐妹看着都比杜彤长一辈的感觉。嫡妻刘氏比杜彤小一岁,杜彤哥哥的大女儿和刘氏同岁。由此可看出,杜彤与兄姐年龄差距颇大。
有学者通过种种资料,推算杜彤生于同治五年(1866)。但据杜联喆所述,杜彤乃清同治三年(1864)生人,逝于1929年,享年65岁。
20世纪30年代,杜联喆赴美留学,因战乱及种种原因,在国外生活了五十多年的时间。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远在海外的杜联喆曾撰文谈及幼时于家乡(杨柳青)的生活。“多年来想起父母觉得应当纪念,近来(20世纪70年代)想起兄弟和两位姐姐觉得应当纪念……”旭林是杜家的堂名。杜联喆年至古稀仍清晰记得“幼时每到新年家里必换新纸糊手提灯笼,灯笼上面必粘贴用红纸剪成的旭林堂三个字。因此,这亦是最早认识的三个字。”
杜联喆的丈夫房兆楹曾提及过岳丈杜彤。他在1942年撰写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序》中提及杜子丹(即杜彤)。原文如下:“民国二十二年冬,来美国读书。次年秋,与内子杜联喆,同应美京国会图书馆之聘,佐编《中国近三百年名人传记辞典》,得读馆藏关系清史之中外典籍。二十七年,联喆去职家居,日事校订钞辑。三年来,于清代文献,得卡片二十余万张、稿纸盈数箧,以幼承庭训(先外舅杜子丹先生讳彤,光绪壬辰进士,由编修授御史,清季提学新疆,边徼兴学,规模草创,其地至今称之),于增订清朝进士题名录事,尤切切于怀。”
从房兆楹的叙述中可看出,增订清朝进士题名录事乃杜彤“切切于怀”之事。杜联喆在美期间,与丈夫完成《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乃完成先父遗愿之举。
作者:张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