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天津作为商业重镇，在中国经济发展过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杨柳青人为主的津商，曾完成赶大营的壮举，创下近代商贸史上的奇迹。

        杨柳青人赶大营的壮举，与天津人恋家守旧的情结大不相同，其背后是何原因？光绪十四年（1888）8月21日《申报》以《云津秋报》为题的文章中可得出答案：“杨柳青为城西一大村落，统河南河北两岸而计烟户不下五六万家。但户口繁，而生计蹙。村人衣奔食走，闯关万里，贸易迁于嘉峪关外者，腰缠十万，满载而归。”由于有成功的经验和示范作用，因此村人争先恐后，奔赴新疆，“数年中裹缠而往者不下数百人，称之‘赶大营’”。这篇报道说明杨柳青人外出经商，是出于人口增长、生计无着所致。并由在新疆获利者的带动下，纷纷效仿，形成规模。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杨柳青人有经商的传统。张次溪《天津杨柳青小志》称：“杨柳青有运河及盐河之交通，人民因之多业商而客于四方，农圃者仅百分之一二耳。”元明清以来，运粮的江浙商人自运河带来大量的瓷器、竹器等土特产在此交易，而杨柳青人又将金石古物售于南方人，从而形成了经商为业的风俗，以至“男子趋骛而为客，年、月不一旋里”。在杨柳青，除了赶大营，还有赶大河（南运河）、赶白沟（今河北省白沟镇）、赶西北（山陕一带），杨柳青人以经商为业，奔走四方，成为独特的传统和风俗。

        杨柳青人赶大营所携货物为日用百货，俗称“京货”。光绪三年（1877）以后，随着阿古柏叛军瓦解，清军军需供应平稳，杨柳青人开始在新疆定点经营。商品多为自京津采购的日用百货和洋广杂货，牌匾上多挂京货店。所谓京货，并非北京生产的货物，是因京师的名声较大，有影响力，就如同沧州鸭梨冠名天津鸭梨、遵化板栗冠名天津板栗一样。

        清宣统年间，天津立宪派领袖温世霖发配新疆，在《昆仑旅行日记》中有许多天津人经营京货店的文字。他在奇台县受到德泰昌京货店老板、杨柳青人刘捷三等人款待，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得到杨柳青客商“八大家”领袖杨绍周、周玉封的照应。这些记载说明杨柳青京货店遍布新疆，并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

        其实，天津人开的京货店不独出现在新疆或西北，在上海也有天津人开的京货店。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中有《天津京货店》两首竹枝词：“各般披挂备全身，式仿京都杂沓陈。市聚花街游览处，专营此业是天津。”“制成各货炫奇观，佩带纷纭样百般。闺阁添妆诸品物，花囊巾帕绣栏杆。”花街即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当年这里是上海的闹市，京货店由天津人专营，出售日用小百货，尤其是青年妇女花囊巾帕，颇受欢迎。上海的京货店大多也是由杨柳青人经营。

作者：方兆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