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历史资料可知，杨柳青年画兴盛在清代的康熙乾隆时期。康熙朝有六十年国泰民安的稳定治理，百姓生活大有改观，购买力比战乱时期大大增强，给年画业带来无限生机。康熙朝应是年画的发达起步期，到乾隆朝，年画雄心勃勃争先恐后地进入北京城，戴廉增、齐健隆、忠兴号、义成永等十几个画庄纷纷到皇城根开店。年画不仅进入了王公大臣的豪门富户，还进入了紫禁城，并且把巨大的门神贴到了皇宫的大门上。杨柳青年画在乾隆朝名副其实地达到了兴盛辉煌期。

        还在康熙年间，每逢年关将近，杨柳青周边冬闲的农民就纷纷加入贩售年画行列。他们一次趸货数百张，以苇帘卷起，外用蓝布包裹，或到各集市赶集去卖，或进城到文化市场去卖。因为年年去，后来索性在墙上书写“年年在此”，以此形式占摊。清代诗人周宝善有诗曰：腊尽冬残百货乖，年年在此是招牌。张家窝里刊年画，不到中旬贴满街。

        后来，杨柳青年画声誉日增，销售市场扩展到周边很远的地方，并逐渐打入北京城。市场不光需求年画数量的增加，同时也需求年画质量的改变。戴廉增画店再次对年画进行大胆改革创新，在原来套色印刷、手工彩绘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对各道工序进行明确分工，形成专业化，使年画质量提高很快。

        由于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必须扩大经营规模，戴廉增除扩建作坊增加画案外，又先后增设了“美丽画店”和“廉增利画店”，齐健隆画店也先后增设了“惠隆画店”和“健惠隆”画店。当时人们为此编了顺口溜：廉增美丽廉增利，健隆惠隆健惠隆。先后还有增华斋、三益斋、爱竹斋、福成记等很多年画作坊出现。

        《西青区志》上说：“这期间相继出现了年画作坊近百家，其中较大的作坊，画案都有上百个，工人200多，每年能制作年画2000件，每件500张。（可见大年画作坊能年产百万张，整个杨柳青就无以数计了。）乾隆中期是年画行业的鼎盛时期，年画作坊鳞次栉比，画牌相连，彩幌比肩。每年冬至前后，远近趸画的客商云集古镇，直到进入腊月，订货到手，客商的车马才络绎散去。”可见当时的年画市场是多么繁荣。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只靠杨柳青镇上的人是忙不过来了，戴廉增又想出一招，把加工手绘的活计向镇外分发。关于这一点，戴廉增十九世孙戴敬勋老人回忆说：“咱们这一方都是退海地，盐碱易涝的老南乡，百姓都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戴廉增把印完墨线的画坯子分发给南乡百姓去着色描金，随后其他年画作坊也都效仿，结果形成南乡三十六村‘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画乡之势。”这一改革创新不仅大大促进了古镇年画业的发展，而且为南乡三十六村解决了脱贫的难题。这个一举双得的创举也早已成为历史佳话。

        王鸿逵先生曾说：“把杨柳青年画店开到北京的第一人是戴廉增。他在北京崇文门外打磨厂设立了年画店，又在绒线胡同设立了作坊，把家乡画版运去，就地加工，印制批发。后来，戴廉增还在东北沈阳设立了批发点，把年画打入东北市场。有些画店设坊自印，供客户贩售，远销河北、西北、内蒙等地。一进腊月忙时，画店员工也走出柜台，去庙会或繁华街市搭棚展销年画。”

        《春明采风志》载：“……画出杨柳青，属天津卫，故称‘卫画’，俗称‘卫抹子’。画中多有趣者，如《雪园景》《渔家乐》《他骑骏马我骑驴》皆是也。”

        张茂之先生曾撰文说：“义成永画庄是杨柳青镇南乡南赵庄杨家人创办的。义成永画庄在北京开了画店，专门为皇宫、王府的大门制作巨幅门神。皇宫门神规格最大，高8尺，宽5尺，王府次之，高6尺，宽4尺，画纸和画版都是拼合，制作既费时又费力，当然卖价也昂贵。”

        杨柳青年画能进入宫廷，张贴进三宫六院的内室，甚至宫廷戏台也少不了用年画装点，标志着杨柳青年画鼎盛期的到来。因为它的精细典雅、富丽堂皇，又极具雅俗共赏的特质，所以能成为最受不同阶层人们的广泛喜爱。

作者：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