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青赶大营的先辈们，追随大军，远赴大漠，一路艰途。边疆既定，扎根塞北，虽有发迹，腰缠万贯，但独在异乡，愁思之苦，使其对故里的种种事物倍感珍惜。明清以来，杨柳青年画闻名遐迩，每逢旧腊，购置年画，糊于壁间，红火喜庆之气顿生，也预示着一个好年景。生长于画乡的杨柳青人，自然对年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情结，而杨柳青年画也随着大营客们的脚步，由津西古镇西行千里，进入新疆。

        对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益世报》上就有过记载。1936年1月21日《益世报》副刊的“杨柳青与年画专号”曾刊载《杨柳青与年画》一文，其中写道：“杨柳青的居民虽然不多，可是正如前面所说，因交通便利，居民又无做官的野心，所以四出为商的就较多，在那小小镇史中最出名的就是赶大营了。所谓赶大营，大营并非地名，原来是清代左宗棠征西时左军的大营。当时左军征西……军用浩繁，而西域的物质文明根本谈不到，于是赶大营的商人便应运而生，同时赶大营货物中的年画也便成为大宗出产。”一张小小的年画，对背井离乡的大营客们是莫大的心理慰藉。“跋涉长途远征，怀乡的心理一定很狂炽，后来运到了年画，看那东方的生动的色彩，未尝不可安慰一下征人的渴念罢。所以当时年画在新疆的出路以及受热烈欢迎是不难想见的。”运至新疆的杨柳青年画在被大营客们追捧的同时，也逐渐被西域各民族所接受。此外，杨柳青的画店也根据当地民众的审美习惯，设计了专销新疆的年画作品。民国年间的画家苏吉亨曾对杨柳青年画做过专题调查，其中就对此有所涉及。1936年7月15日的《益世报》上发表的《名画家苏吉亨拟民众艺术改进计划》一文中就写道：“（杨柳青年画）全盛时期，市场遍山东、河南、东北三省、蒙古、新疆等处。分到各处的年画，完全不是一种题材，有的是专为迎合该地人民心理而制的，有的是适合该地风俗习惯的。”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美术史论家和年画收藏家王树村先生在所著《中国民间美术史》一书中，结合其个人藏品，更详细地阐述了专销西部地区的杨柳青年画的艺术特点：“（杨柳青年画）根据当地各民族风俗需要，又创作出西域‘园林’‘格景’‘瓶花’几种题材与模式。其中的《西域园林》，是以墨与蓝色为主调。……《多宝格景图》如多宝格架，每一格内画果盘、壶碗、盆景等；《瓶花》则是画一对双耳古瓶，上插花卉。这三种形式的画面都不画人物或鸟兽等动物。”应市后，很受当地民众欢迎，“有的还流入土耳其等国家”。

        不仅仅是惠及新疆一地，杨柳青年画对赶大营沿途各地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王树村先生所言：“故有人把杨柳青年画进入乌鲁木齐与伊犁称作‘年画之路’。此后，杨柳青年画在这条通往新疆之路上，有些画样在途经山西大同、陕西凤翔时被翻刻复印。这一事实，反映了杨柳青年画行销之远及其对西北地区年画发展之影响。”

作者：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