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理教六方派对地方文化的影响

        杨柳青是理教六方派的发祥地，六方派对杨柳青的民风民俗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赏玩葫芦、核桃都源自理教，至今西青地区仍有关于葫芦、核桃的歌谣在流传。

        如《葫芦歌》：

        小小葫芦尖又圆，天地得相装道全。

        束所房屋修在内，未知仙屋未知凡。

        也有老来也有少，也有女来也有男。

        大仲一仝（tóng）登干露，金鼎玉炉正中悬。

        两轮日月来回转，一只耕牛种金钱 。

        文武班才来助火，三车用水去浇田。

        里面五谷食不尽，天泉马能用得完。

        小小葫芦尖又圆，里面倒比外面宽。

        乾坤普世全装满， 剩下子地放芝兰。

        还有《核桃歌》：

        核桃本是慧人留，遗留弟子手中揉。

        有朝一日光明现，五字真经在里头。

        在理教五方派中，讲究摆弄和供奉一些小型法器，如葫芦、椰瓢、念珠、核桃、套环、木梳、尺、镜子，这些东西合成八宝。而六方派则只供奉葫芦，但却留下了摩核桃的习俗。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杨柳青的很多老人还有摩核桃的习惯。

        法鼓会是六方派的一大特色。本来按照理教的戒律是禁止吹打念唱的，但六方派却有法鼓会的活动。清代时杨柳青十六街有一位于成功（人称于五爷），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至今流传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他是既在皇姑门，又在理教，与其理教的同门邵二爷等过从甚密。乾隆年间，于成功创立了东寓法鼓会。后来，杨柳青的理教信徒把六方派传播到新疆，法鼓活动就跟着传播到了新疆，在奇台法鼓会就成为了理门六方派非常有特色的活动。

        杨柳青是著名的年画之乡，理教六方派对其也有一定的影响。很多杨柳青年画画师就是理教六方派的信徒。高桐轩（1835—1906年），著名的杨柳青年画画师，曾为清“如意馆”供奉。他整理的杨柳青年画画诀《墨余索录》至今仍是画师们的“秘笈宝典”。光绪二十年，高桐轩看破了世间的喧嚣，不愿再追逐世俗的名利，加入了理教六方派，以求修身养性。从此高桐轩改长袍马褂为宽衿灰色道服，夏着网巾，冬戴飘绫风帽，只出没于乡间，不再奔走豪门了，并发誓不为冠带袍笏之流画像。从此闭门谢客，专心修身养性，潜修丹青，并精心执刀刻版。这一阶段，高桐轩为杨柳青年画留下了大量精品。据说，他刻版印制的年画与原画稿的笔意不差分毫，其精美远远超出同时期的年画画家。^[10]

        杨柳青年画兴于明、盛于清。尤其是康乾盛世期间，杨柳青年画也达到了发展的巅峰。而满清入关后曾颁布“剃发令”，把剃发作为一种表示归顺的标志。甚至以死相要挟，提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口号。但有意思的是，在这一期间的杨柳青年画中，所画人物很少有留辫子的。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理教有秘密反清复明的宗旨，而杨柳青的年画画师又多是理教六方派信徒的缘故。^[11]可以说，理教六方派在默默地影响着杨柳青年画的创作。

        九、理教六方派众善堂公所

        解放后，在取缔会道门的大形势下，新疆理教于20世纪50年代初停止了活动。天津则延续了一段时间。据当时在宗教事务处任职的杨大辛先生讲：“天津解放后，理门领导层一时摸不清共产党的政策，采取静守观望态度；1951年人民政府打击取缔一贯道与其他反动会道门。理门领导层感到危机，惴惴不安。待这场政治风暴过去之后。理门领导层争取主动，试探性地向政府宗教事务处提出申请，要求取得合法地位。我当时在宗教事务处任职，经请示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予以明确答复：理门不属于中国的传统宗教；如作为民间社团，因建有全国总会组织，地方上便未办理登记事宜。理门领导层得到政府的答复以后，审时度势，认为不宜再继续活动，遂于1957年自行宣布解散。至此，结束了理门近300年的历史。”^[12]

        一方面政府不支持，另一方面此时国家已经开始公私合营，理教失去了原有的、以小商贾为主要支持者的经济来源，于是停止活动自生自灭了。但杨柳青镇南的西琉城村（今属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的理教六方派众善堂却由于特殊的因缘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而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2004年，在李世瑜先生的介绍下，我认识了众善堂的末代领众于云震先生，从他那里对众善堂和理教六方派有了更多的了解。

        于云震是土生土长的西琉城村人，当时他83周岁，2010年去世，其家三代在理。据他介绍，众善堂的开山祖师叫李忠祥，法号来中。李来中是西琉城村三官庙的道士，民国初年开创众善堂公所。最早是以三官庙的配殿为公所。1931年各地捐款在三官庙后建造正房5间，东西配房各3间，还有一个大院子，作为公所。公所里桌椅板凳、碗筷都有详细账目，这些东西来自民间捐助，所以在村民有红白喜事会无偿借出使用。

        李来中传法给西琉城本村的胡连起和于云茂（本村称为胡二爷、茂二爷），胡、于二人在上世纪90年代相继去世。他们去世时都是86岁。胡、于二位使得众善堂在解放后沉寂一段时间后暗中恢复了活动。而该公所的二众当家人是胡二奶奶。

        于云震从11岁在理，但对于理教的事情并不了解多少，也不感兴趣。可能是觉得他为人忠厚又年轻的缘故，大约在1978年，胡连起和于云茂连续登门找于云震，希望他能接法。经过胡、于二位不厌其烦地做工作，于云震终于接了法，成为众善堂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领众。

        在于云震的努力下，众善堂曾于上世纪90年代形成半公开的活动。据于云震讲，由于理教“做日子”后一些参与活动的病人病情好转使得众善堂有了一定影响，曾有人专门坐飞机从外地来参加众善堂的活动。1999年，随着国家对民间宗教特别是会门组织的清理，众善堂停止了活动。2010年，于云震去世，众善堂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十、关于李来中的猜想

        众善堂的首任领众叫李忠祥，又名李来中，他同时也是独流等地的理教公所的开创者。据台湾赵东书编写的《理教汇编》一书记载，李来中还是理教六方派祖庭正安堂公所的领众，可见他是六方派的重要人物。但通过调查我感觉他的身份似乎不只这么简单。

        从一听到李来中这个名字，我就联想起义和团的主要领导者也叫李来中。当时我曾问于云震是否知道众善堂这位李来中与义和团有什么关系，于云震回答说不知道。据于云震讲，李来中本来是安徽人，行伍出身，三十多岁时看破红尘出家为道士，后来住西琉城村三官庙。1950年农历三月初四，李来中坐化，享年114岁。据于云震老先生讲，李来中有深厚的内功修养因而名声远播。方圆数百里，包括文安、霸州、台头、胜芳等地的百姓提起李来中几乎无人不知，把李来中当作活神仙。据说李来中到各地进行宗教活动无论多远，都是自己走着去，其步履如飞，年轻人都比不上。他对待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不问贫富贵贱，而每当村中邻里、夫妻有吵架拌嘴的，李来中便前去解劝。所以，过去很多人都知道，李道爷在的地方没有吵架拌嘴的，他在的地方民风也都淳朴了。也正是这样，李来中声望日隆，虽然生活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地方上的国民党、八路军、日本人，乃至土匪，没有不尊重李来中的，没有不给他面子的。据说，一次李忠祥途径某地，八路军正与日本兵开战，双方听说李道爷要经过居然一起停火让路。由此可见李来中在民间影响之大。

        由于于云震表示不了解李来中与义和团有无关系，再加上他说李来中是安徽人，而多数有关义和团的资料中都记载义和团的领袖李来中是陕西人，我也就不再做关于他们二者的联想了。而在“寻根大运河”活动中，新发现的资料又再次把二者联系了起来。

        2012年9月28日，在“寻根大运河”活动中，我们专程到山东大学，拜访著名历史学家、义和团研究的权威路遥先生。此行的目的是进一步挖掘义和团重要领导者王觉一与杨柳青的关系。在与路遥教授的交谈中，我向他提起，王觉一、李来中都曾在西青一带活动，而我曾了解到的理教人物也叫李来中，但不是陕西人，籍贯对不上。路遥教授便问：“那这个李来中是哪里人？”我说：“安徽人。”没想到，路遥先生拍掌惊叫：“太好了。”因为这一线索正与他所掌握的关于此事的最新线索相吻合。

        在路遥教授搜集到的当时日军参谋本部关于义和团的情报中有这么一段话：“其总匪首为陕西的李来中，或称总匪首为王觉一。据传在泗州李来中常常以长发贼首魁洪秀全自居，与部下曹福田、张德成图谋不轨，曾依靠山东义和拳第五代嫡传弟子王湛波见到巡抚毓贤，互通信息，大力煽动其朋党，制造扶清灭洋的字样，投其嗜好。一面往来于京师，游说王公大臣。据传依靠董福祥的帮助受到太后召见，据说在北仓一战对阵联军，见大势不支而逃遁，不知其所终。”^[13]泗州时属安徽，今属江苏。虽然前面说“陕西的李来中”，但却把李来中与安徽泗州联系了起来。而《太平天国轶闻》中则有这样的记载：“李来中，南人，曾隶属洪秀全部忠王李秀成麾下。秀成败，来中涕泣呼号誓必复仇。秀成慰之曰：‘尔大好男儿毋自戕，今日已矣，度一二人力亦不能支，尔往徒速毙耳。余观满清气运亦不越数十年，尔果有志，当自重，为后来计也。’来中受命遂投入山东白莲教，埋匿三十余年。毓贤抚山东，奖励拳勇，来中乃诡投以扶清灭洋之说。毓贤纳之，由是势大炽。及联军破天津，南人有识来中者私叩之曰：‘今八国且联兵攻京，若以兵力比例，彼胜我当百倍。而曰灭洋，洋何能灭？曰扶清，清焉能扶？适自亡其国而已。’来中曰：‘余何尝不知？惟余蓄志报仇已三十年，今幸得间，岂敢失此好机会？余所以辛苦来此者，求复仇已耳！成败非所计也！’后遂遁去。”^[14]这里明确地说李来中是“南人”，并交代了其从太平天国旧部而变成义和团领袖的过程和原因。

        从年龄上讲，众善堂的李来中1950年去世时为114虚岁即113周岁，那么，他应该是1837年出生，在1864年李秀成失败时，他是27岁；义和团运动鼎盛的1900年时，他应该是63岁，年龄相符。

        从籍贯上讲，把李来中说成陕西人的说法可能是因为他后来多活动于陕西，与甘军董福祥关系密切的缘故。而从他是太平天国旧部的角度来看，他是南人，甚至是泗州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从活动地域的角度看，在义和团运动中，张德成、曹福田被视为李来中的部下，而张德成原本是运河上的船户，活动于运河流域，后在独流建立“天下第一坛”；曹福田则是静海县人；而义和团的其他领袖如刘十九、韩以礼等活动的根据地也都在西琉城村附近的农村。据于云震讲，众善堂的李来中在周围数百里都是吃得开的，而他与独流似乎还有特殊的关系，独流的几个理教公所就是他建立的，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独流的理教信徒仍与西琉城的众善堂保持着密切关系，而他们乃至众善堂却与杨柳青的理门基本没有来往，虽然在台湾赵东书主编的《理教汇编》中把李来中列为当时正安堂的领众。同一地区，在相近的时间段有两位同名同姓的民间宗教领袖，这种偶然性极低。

        一些史料记载，义和团的李来中在天津北仓大战失败后不知所踪。^[15]那么，他是否可能就隐藏在了天津的农村，在西琉城村的三官庙安心做了道士呢？而如果义和团的李来中就是众善堂的李来中，那么《五圣渡羊祖》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因为史学界都知道义和团与八卦教是有很深渊源的，如果是义和团的李来中隐居下来做理教的法师，那么，把八卦教的《五女传道书》借用到理教就很有可能了。这也就解决了为什么只有理教众善堂的传承才有《五圣渡羊祖》的问题了。

        由于掌握资料有限，我们目前做的只是猜想，不能下确实的结论。希望有兴趣者能够做进一步的研究。

        就目前调查来看，理教六方派是一个重要的民间宗教流派，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对地方文化有着重要影响。而以往在对理教的调查研究中，往往侧重于五方派，对六方派有所忽略，恐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历史就此淹没，故做拙文。而由于调查到的资料有限等原因，一些问题仍难得以澄清，希望本文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有更多研究者对此进行研究。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杂志2015年第6期)

        [1] 张爱华：《上海理教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 张次溪：《天津杨柳青小志》第2页，出自〈京津风土丛书〉，1938年9月北京双肇楼校印。

        [3]周泓：《群团与圈层——杨柳青：绅商与绅神的社会》，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9月第1版，第387页。

        [4] 程歗：《理门与近代华北集镇社会─—天津独流镇理门调查分析》，《清史研究》1997年02期，第61页。

        [5] 天津市西青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西青文史 （资料选编）第六册》 , 1993年12月第1版 , 第6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蓟县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 《蓟县文史资料 第1辑》 , 1988年11月 , 第80页。

        [6]见李洁贤《理教传入天津与西老公所》，《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02页。

        [7] 王子钝：《理门公所与大乘佛教》，《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五辑，1983年，第102页。

        [8]周泓：《群团与圈层——杨柳青：绅商与绅神的社会》，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9月第1版，第391页。

        [9]周泓：《群团与圈层——杨柳青：绅商与绅神的社会》，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9月第1版，第412页。

        [10] 王树村，《高桐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1月第一版，第20-21页。

        [11] 方博，《年画中的人物为何不留辫子》，天津日报 聚焦西青 副刊 2014年7月19日。

        [12] 杨大辛，《天津理门公所兴亡录》，《天津老年时报》2006年2月22日第7版。

        [13] 路遥主编，2011年11月出版《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日译文卷（日本参谋本部文件）》中《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卷一》第5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

        [14] 韩启农：《太平天国轶闻》卷一，上海进步书局1922年版，第38页。

        [15] 《中国近代史辞典· 李来中》条，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年版；《记京都团匪丛事》，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Z>（上）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第187页。

作者：冯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