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青木版年画产生于明末，当时有善于雕刻的民间艺人来到杨柳青镇，逢年过节就刻些门神、灶王出卖，镇上的人争相模仿。明永乐年间，大运河重新疏通，南方精致的纸张、颜料运到了杨柳青，使这里的绘画艺术得到了极大发展。到了清代中期，杨柳青木版年画进入全盛时期，当时杨柳青镇全镇连同附近的32个村子大都从事年画生产，可谓是“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但自清末以后，由于新的印刷技术出现等原因，年画业开始衰落，但生产规模仍然很大。杨柳青木版年画业遭到重创是在日本侵华后，画版被劈毁无数，甚至被日军拿去作盖碉堡、垫道路、堵决口，一些珍贵的古版甚至被劈开了烧火用。结果，杨柳青木版年画这一民间艺术珍品濒临灭绝。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文化部加大对文化遗产的挖掘力度，十分关心杨柳青木版年画，并派人到杨柳青进行了专门调查，调查之后又很快给当时镇上仅存的一家年画作坊寄来了500元钱，表示对杨柳青木版年画的支持。中央的一系列动作，也使得天津加大了对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关注。1953年，韩春荣、霍玉棠等六位杨柳青木版年画老艺人在杨柳青镇文化馆的组织下，组成了“杨柳青年画生产互助组”，恢复了杨柳青年画的生产。1956年，互助组又在文化馆的协助下成立了“杨柳青和平画业生产合作社”。其间，各级政府对合作社给予了大力支持，合作社还在运河岸边的二街河沿大街一号的院内新建房十余间，业务也得到很大发展。1958年天津荣宝斋、德裕公与“杨柳青和平画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并于1959年改名杨柳青画店。随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杨柳青年画的抢救工作，画社也四处寻访。收集年画古版。

        1959年，我刚参加工作，被分配到文化局社会文化处文物组。1960年，我就有幸参加了杨柳青木版年画的挖掘、抢救和整理工作。当时，戴廉增的后人戴绍臣将家传的一千多块画版悉数捐赠给了天津市，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这些画版的接收和整理工作。由于我对画版不太熟悉，不知道如何标记、分类，所以我就经常跑到画店去请教，一来二去地就结识了霍玉棠、韩春荣等老艺人，他们也特别热心地帮助我查对，登记好了所有画版的信息。自此，我似乎就与这些画版结下了不解之缘。同年，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接收了齐健隆捐赠的年画版，并将这些年画版暂时存放到了正定大佛寺。经天津市文化局和河北省文化厅（现文化和旅游厅）协商，决定把这批杨柳青年画画版拨交给天津市文化局管理和保存。6月，我和韩春荣被指派到正定对存版进行整理并造册、编目，共计画版400余套，1500余块。后来又派他人负责将这些画版运回了天津，我也继续参与了画版的接收整理工作，有着清楚的账目记录。其间，还登记了许多扇面，为每一个扇面都做了说明卡。

        1963年，因为要将这些画版存放至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我便“随版”被调至艺术博物馆保管部，依旧是这些画版的“管家”。这些画版在博物馆存放不久后，就正式移交给了杨柳青画店。“文革”开始后，杨柳青年画被视为“四旧”，年画制作也遭到严重破坏。更没想到的是，1976年大地震，画社震损严重，在地震中导致许多画版、扇面都丢失了。震后，院子里建起了临建棚，不仅有画社的人，很多老百姓也住了进来，秩序混乱，当时怕有余震，画版也都不敢放在屋里，很多就直接放在了院子里，结果有不知道这是珍贵画版，竟将部分画版当作了柴火，烧了火，使得本就受损的画版又减少了，实在令人感到惋惜。在不断的损失期间，又值得庆幸的是在最初收到画版之后，我们组织老艺人对一些特别好的画版都进行了墨线稿的印制，虽然没能留下原版，但后人依旧能凭借这仅存的墨线稿进行复原传承，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987年，我从艺术博物馆调入杨柳青画社，担任副社长兼副总编。之前，我都是在他处为杨柳青年画当“画版管家”，没想到多年之后，我还能真正成为杨柳青年画发展进程中的一份子。不过，在博物馆工作了20多年，对博物馆工作我确实是驾轻就熟，可对画社的工作我也是真的不熟悉。但既得领导信任，将这样重要的工作交给我，我定会竭尽全力去做好。到画社以后，我主要是负责画社书刊的出版工作，幸得有能力的人相助。当时，书刊部有很多能力比较强的同志，任人唯贤，可以说我在画社的工作主要就是依靠他们来把关的，互帮互助，直到1999年我退休，我们一起圆满完成了每一份工作。退休时，我将当“画版管家”时，即从1960年开始所做的所有画版的登记账目悉数交给了画社。虽历经几十年的变化，账目与现存物已经对不上号，但其实这60年的账目本身就已经是一份文物了，是消失文物存在过的痕迹，是历史的佐证，同样珍贵。

        任何一种艺术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从起始、发展、巅峰到没落，这个过程跟实际的社会情况、生产技术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初杨柳青年画得以出现就是因为广大人民需要美术来美化自己的生活。在宋代以后，随着插图小说的出现，刻版技术产生了，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年画，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到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可惜在清末，就日趋衰落。1949年后，杨柳青年画得益于中央、地方政府的支持，老艺人的匠心以及老带新的传承，才一步步挽回局面，虽达不到鼎盛时期的影响力，但也成为了中国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时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张映雪十分关注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发展，杨柳青画社就是他极力主张成立的，后续也给了杨柳青画社很多支持。60年代，年画市场需求量很大，但木版手绘年画基本被机制印刷年画挤出了市场。为了持续杨柳青木版年画的抢救与保护，画社以出版胶印年画、画木版年画、印制水印画等产品的收入来“养活”杨柳青木版年画。正是因为这所有的努力，才使得杨柳青木版年画这项文化遗产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但客观地说，我也深知杨柳青木版年画不可能再发展到像过去一样家喻户晓，也很难再看到每家都贴年画喜庆过年的景象了。如今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发展，可能更适合侧重于作为一项遗存进入博物馆，在得到留存的同时，供后人欣赏、研究。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民间年画那么多，只有杨柳青年画修建了自己的博物馆，可见其在社会上的影响。这一博物馆也是在张映雪局长的大力支持下盖起来的，重点任务就是保存杨柳青年画这项传统技艺，让后人知道、了解杨柳青年画这项艺术发展的历史。博物馆盖在天津市里，发挥着宣传和教育的功能。众所周知，杨柳青年画产自杨柳青，提起年画，无论在国内国外，可能相比于天津，杨柳青的名气应该会更大些。如今，西青区政府非常重视杨柳青年画的发展，也鼓励一些私人年画作坊的成立、发展，所以我始终觉得杨柳青年画不但要扎根发源地，更要扩大发展，传承民间艺术特色，创作新的作品，更好地形成文化辐射。

        我坚信，汲取了中国工笔重彩画和民间版画艺术的精华，保留了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技术，带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土壤，蕴藏着民间百姓精神天地的艺术活化石——杨柳青木版年画一定不会消逝，如今的它已得到了根本性的保护，相信未来一定会再散发出别样的艺术光辉。

作者：孙宝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