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天津掀起的一波赴疆赶大营热潮，实与杜彤宦疆有莫大关系。

        1931年1月20日《大公报》载《杨柳青与新疆——左宗棠西征形成之特殊社会，青人多赶营致富但悲剧亦伙》一文称：“袁大化巡抚新疆时，杨柳青杜子丹为新疆学使，因而前往新疆者益众。每年增加至三千人上下，独流人亦闻风参加。在全盛时代，每年正月至四月，每逢集市，有大车十余辆、肩担数十人，结队西行。车上多富户眷属、高贵货物。肩担皆贫人，约分卖艺者，少林会、医卜星相、变戏法者，卖品海烟卷、画片、针线、洋广杂货者八九种，谋沿路生活。”“杨柳青人之赴西大营者，捆载而归者固多，而葬身异域者尤多。”

        《大公报》转天又发表题为《灯下闲话》的评论：“杨柳青因为有了一位杜子丹做学使，于是，商人便不远千里而去，经营贸易。看起来，这种冒险的精神，诚不亚于闽粤两省的人。像这样交通不便，犹且不避辛劳、跋涉长途，那班物质文明发达的外人，也许会惊讶不止吧？”

        杜彤（1866—1929），字子丹，号仰兹，直隶天津县杨柳青镇人。光绪十一年（1885）中式举人。十八年（1892）中式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1894）散馆授编修。二十七年（1901）起任监察御史。三十二年（1906）5月开缺以道员用，任署理新疆提学使。三十三年（1907）9月抵疆履新。宣统三年（1911）1月实授。宣统二年（1910）11月至宣统三年5月兼任署理新疆布政使。1912年1月奏准开缺，回籍修墓，遂离疆东归。

        杜彤兴学督学，洗陋风而开文化，防流弊而慎初基。五年间，竭蹶经营，劳心劳力，勉尽职守，无怠无荒，洵属屡著勤勚。新疆巡抚联魁《奏提学使杜彤请实授片》中，赞其“为人忠实通敏、识见正大、遇事坚定、劳怨不辞，诚为监司中不可多得之员”，“新疆兴学首功，当推学使杜子丹”。黄炎培《清季各省兴学史》对其评价颇高：“朝命设新疆提学使，津门杜彤首膺简命，力毅心热。到任后，以省城设立之高等学堂生徒程度不齐，改为中学，注重实际。”“就蒙养学堂改设小学堂，并增设其他各校及简易识字学塾。”

        杜彤招徕人才，心情尤为迫切，吸引大批直隶省有识之士前往投效，磁场效应明显。如在新疆学务公所所属各部门中，都配备天津籍官员主其事。金抡（字育才）、郑联鹏（字芸轩）、高杞年（字筱岩）、周恒赞（字警研）、李馨、高正忠、李友桐、周梧冈等，均为其得力干员。

        以杜彤为代表的天津籍士绅在疆立足，为天津民间某种意义上的指望。宣统三年（1911）夏，天津“盐务风潮，影响市面，败坏已极。加以本县四乡，年景旱歉，秋冬之间贫民之饥寒，定多失所，惟津地筹款已成弩末”。天津济生社、引善社四处求助，包括联名函请杜彤、金抡、郑联鹏、杨绍周（天津旅疆商人）、温世霖（时仍发配新疆）等，希其“联合同志，广募赈款，以资救济”。津门慈善业的翘首以待，表明赴疆群体在天津民间颇具影响力。

        旧时，一名官员赴异地就职，通常能产生群体带动作用。天津籍官员清末赴疆任职形成的小高潮，着实推动赶大营出现新热潮。

作者：周勇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