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翁文灏“据中山大学新校长邹鲁的电报，介绍我到广州去”。1932年8月，董绍良抵达中山大学，因是翁文灏介绍，很受邹鲁的重视，生活上对其百般照顾。但后来，邹鲁调去南京“做官”，中山大学派系多，矛盾多，又因董绍良是“外江佬”“活动的范围狭，项目少”，董绍良在广州待到了1938年10月便离开了。

        自1931年留学归国任教的短短几年中，董绍良已成为中国地理学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因其与学会发起人之翁文灏、丁文江、竺可桢等人关系良好，积极参与了中国地理学会的改组，并任首届九人理事之一。在现存的民国二十九年（1940）出版的《地理学报》的版权页上刊有中国地理学会职员名录，在“理事九人”中刊有董绍良的名字。

        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的这段时期被董绍良写作“在逃亡途中”，几经周转，终于抵达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教地理，他自称“也考虑过改行”“曾托谭锡畴为我进行易门铁矿局的工作”，但最后“全未实现”。

        这些年在中山大学迁校过程中，董绍良深感“颠沛流离之苦，下定决心不再跟中山大学逃难了，另寻出路”。因此，他先期离开澄江到昆明活动，“不料在张印堂家得知马君武任国立广西大学校长的消息，并邀我即赴桂林。”

        从此，他积极准备离开昆明，“再作长途旅行前，经胡作乾介绍跟马竹君在昆明结婚。这是1939年九月份的事”。

        1941年，经原在广西大学作训导长的张清涟介绍，董绍良进入西北大学地理系做教授。但“交通很成问题，从广西到陕西，这样长途跋涉，确有困难”。直到1943年初，广西教育研究所的《文史地理》停办后，他才得以成行，前往陕西城固。

        1944年，李宗仁调任汉中行营，途经城固时，地方开欢迎会。城固县县长王仙舟知道董绍良认识李，特通知他参加。“这样，李才知道我已离开桂林，当邀请李参观学校时，李也叫我陪同。在交谈中，李希望我到汉中去看他，以后不久，我到了汉中一次。”董绍良自述，就是这样，他跟李宗仁拉上了关系。

        待南京政府派李宗仁作“北平行营”主任的消息传出后，董绍良再次到汉中行营，“表示愿同他到北平，他同意了我的要求”。

        因城固与汉中有一定的距离，为了能及时跟随李宗仁前往北平，李宗仁提议董绍良可搬到其家中居住。“记得是从下半年（1945）九月起直到十一月，我在汉中住在李家做客。”

        后来，李宗仁通过王光祁转达意见：“如果没有官衔，随他同机赴北平就任不合适。”具体给个什么官衔呢？董绍良回复说：“毫无意见，由李决定”。

        这之后不久，李宗仁派副官告诉董绍良：“明天纪念周（在国民党政府机关，每星期一作纪念周），主任（指李）派你讲话，并做准备。”就在这次的纪念周上讲话后，由主持人甘副参谋官宣告与会者：“从今日起，董绍良是北平行营的参议了。”

        在北平行营期间，李宗仁派董绍良前往天津调查蒋介石批示“李办的一些先审案件（有关隐匿敌伪物资房产的）”。为此，在天津成立了一个临时办事机构。但在董绍良的自述资料里，并未提及其在京津期间资助家乡办学的事。据杨柳青已故教育名家王学泮当年回忆，民国后，因民风的开化，人们希冀家乡杨柳青能兴办中学。为了振兴家乡的教育事业，“董绍良和董绍康兄弟积极赞助”“由于当时正值日伪统治时期，缺乏办校的条件，适在日寇投降后，董绍良先生北上，在充任国民党主管接收教育的大员时，曾给予该校大力支持，便于1946年暑假后改建为杨柳青私立育青中学”。

        大概在1945年11月，董绍良与李宗仁同机前往北平。时隔多年再次回到北平，“我对北平是很熟悉的，但从1935年最后来过一次，离开它已整整十年。所以，飞机一降落，心情实常激动！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常年在高等学府任教的董绍良其实并不能很好地适应行营的工作，“特别像是这与自己经历毫无关系的军事机关工作，对人事的应付很不能适应。”这也埋下他时刻想离开行营的念头。

        那他是怎样离开行营，重新回到教育界呢？大概是1947年10月，李宗仁将董绍良叫到办公室，透露出对其地位问题的关怀。不久，人事处便让他填写了一种表格，其中有不少项目，例如，是否在“中央训练团参过训”之类的，因董“无法填写”，不久，李宗仁就派人事处长通知他，“军委会对行营用人的新指示：凡在行营工作的高级文职人员，必须在‘中央训练团’受过训，否则不得任用”。

        这正好给了董绍良离开行营的借口，他不愿参加受训，便递交了辞呈，并跟李宗仁辞行。“记得这是1947年12月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到行营（当时已改名行辕了）”。

        离开行营后，董绍良决定“重理旧业”，1948年初，“即到天津工商学院（即津沽大学的前身）教书。”

        当年暑假后，原西北大学校长马师儒到了北京，得知董绍良已离开行营重新教书后，便邀请他重回西北大学。考虑到刚刚进入津沽大学便离开，情理不通，董绍良便没有立即应允，只答“考虑”。

        此后不久，“为了镇压学运，反动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逮捕大学生。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当学生的董式瑛（即曹迁，我的侄女）告诉我，她在黑名单，准备撤退到解放区去，怕走后国民党特务们到家里来找我麻烦，商定就说跟我去西北大学读书。这样，在曹迁走后，我决定应西北大学之聘去西安了。”

        西安解放后，董绍良“第一次知道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团结、教育、改造）”他将其在西北大学经手的工作，“地理系主任与训导长的工作交代完毕，请求离校返回北京”。1949年1月中旬，董绍良离开西安，取道山西，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董绍良重返津沽大学任教。津沽大学被接管后，其附属的北疆博物馆同时被接管，“由我看守”“原有的法国人已不见，只留下两个由法人培养的技术人员，全是天主教徒。”

        此时，董绍良开始学习《矛盾论》，“第一次懂得思想改造，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

        “院系调查整改后，改名天津师范学院，原史地系中的地理部分并入河北师院，成立河北师院地理系”。1953年8月，董绍良从天津师范学院调到河北师院新成立的地理系，三年时间中，他陆续做了很多工作，如“开始了野外实习，不但给地理课添了新内容，而且初步锻炼了在野外工作的经验和能力，我参加过两次。”另外，他很重视俄文的学习，为了教课他还自学了植物学，边学边教，因他担任的课程中，有植物地理一门。

        1960年，董绍良被下放到石家庄畜牧场劳动，“锻炼了一个时期”，半年后，他被调回来参加“肃反学习”，最后通知他“免予处理”，并调回本校资料室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2018年出版的《圆梦四十载》是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系78级的学生们组织撰写的，以此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七八级同学入校四十周年。在由河北师大资环学院党委书记任国荣提供资料，第三章记录了董绍良的生平:

        董绍良（1904—1983），男，汉族，无党派人士，1904年生，天津市人。1924年至1925年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1926年赴法国留学。1931年毕业于巴黎大学地理研究所。回国后长期从事高等学校的地理教学工作，先后担任北平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广西大学、西北大学、天津工商学院等学校教授。1934年与地理学界同仁一起创建了中国地理学会，任第一届中国地理学会理事。新中国成立后，任津沽大学教授。从1953年起历任天津河北师范学院、石家庄师院地理系、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1983年9月去世。

        董绍良先生不仅在地理界颇有名气，在军界也有名气，曾是李宗仁将军的少将参议，参加过日本投降时的谈判。在他晚年给77、78级开过讲座，讲授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史。

        书中介绍说：“……董绍良先生开过‘中国地理学发展史’讲座。这些老先生们严格的治学态度，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和认真的科研态度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对我们的快速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老先生们给我们树立了严谨治学和不断奋斗进取的榜样，他们是地理系历史上难得的、光辉的一页，对于他们的纪念也是我们班应做的工作。”

作者：张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