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世霖是天津宜兴埠人，曾创办北方最早的女学堂，为同盟会重要成员。近代首场学运宣统二年（1910）在津爆发，温世霖作为领袖被朝廷发送新疆。入民国后，他因不满军阀政治，壮年愤而退出政界，故少为人知。留下的《昆仑旅行日记》也束之高阁。笔者在编注此书时，发现其内容堪称“综合考察”记录，有关天津商帮的史料多达一两万字，是近代天津经济辐射大西北可贵的历史见证。

        茅盾《新疆风土杂忆》说“此辈天津帮商人多杨柳青人，最初到新省，实为左宗棠西征[按始于光绪元年（1875）]时随军的负贩，当时称为‘赶大营’。”2000年，天津市有关方面曾组织实地调研，《今晚报》有大量报道，参与记者得知《日记》内容后，称原先一直苦于缺乏文献印证。

        温世霖漫长旅行的花费，除官方承担外，全靠各地津商“自动发起向五省同乡募捐”，更多的被温世霖辞谢。从西安开始，沿途大小城镇多有津商分布，荒僻城镇也不例外,例如甘肃境内的平番县随西征军的后勤供应而兴衰，当时也有津人经营的洋行。新疆“通商大埠”古城（今奇台）可作典型。《日记》说：“凡同乡商号之名望较崇、资本较厚者约二十余家，其领袖均到会欢迎。”

        天津人的经营覆盖各行各业，从《日记》中随处可见的京货店到经营出口的洋行、收购单项土产的商号；还扩展到典当、烧锅、酱园等行业。津商还对重要行业形成垄断，例如作为新疆最宝贵资源的玉业。温世霖在西安出席古玩业主的招待，同席有四人都是专门为北京前门各珠宝店代理收购的津商。春茂和杨济卿家获得和阗（今和田）“玉石第一家采掘之权”。

        各地津商都有会馆作活动中心，也有商会等新式社团。在新疆奇台，《日记》记载的三家商号老板“皆该地商界之领袖”。在兰州，津商云倬樵（温世霖的表弟）“现任甘肃商会副会长”。

        津商在西北的支配地位，突出表现在与山西、陕西商帮的对比上。清代晋商曾称雄于全国，大商埠无不建有壮观的山西会馆，但在西北，不及津帮。

        一般认为天津人故土难离，四海经商远不如山西人。《日记》记述，某镇有古晋会馆，但西征带来的繁荣过后，“铺面房屋空闲者甚多。”津商的繁盛何以更为持久？答案显然是天津有海港作为大宗进出口贸易的依托，内陆的山西无法企及。

        津商的后代在当地扎根，跻身于新疆社会中上层，任职于邮政局、官钱局（银行），有的成为地区行政长官，例如哈密厅监督。官位最高的新疆布政使王树楠,也是直隶乡亲。新疆教育界的人才几乎都来自天津，例如主管全省学务的提学使、省视学（督导各地学校），都是杨柳青人；迪化（今乌鲁木齐）学务公所科长是“天津西沽大学优等毕业生，科学造诣精深”；陕西高等学堂德文教习、英文教习都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

        放大分析研究的时空尺度，可以得到结论：近代大西北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由天津带动的。这与当代天津战略地位的确定紧密相关，值得进行专题研究。

作者：高成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