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达，1944年生人，1960年考入杨柳青“年画训练班”，师从肖福荣、李长江，在同期学员中以传承完整、兼容并蓄、创作与工艺相结合脱颖而出。始终工作在刻版一线，参加各种展览荣获诸多奖项，技艺得到同行业的高度认可，为还原杨柳青木版年画和木版水印画做出了突出贡献。2006年被评为杨柳青年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1960年，我16岁的时候考入当时的杨柳青年画店“年画训练班”；时年，我快80岁了，已经干了60多年的刻版，且仍然在干。于我而言，刻版早已不是赖以生存的技艺，而是我所热爱的、难以割舍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以刀代笔，精雕细琢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其中，中国各地的木刻艺术也都有着各不相同的个性与魅力。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制作包括“勾、刻、印、绘、裱”五大工序，其中第二步“刻”，是由刻版师将画师已经勾描好轮廓线的画稿反贴到木版上，再用刻刀剔去墨线外的空白部分的过程。相较于其他工序，可以说刻版是最为费时费力的，刻版的好坏、刻版师的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年画的最终品质。

        我是1958年杨柳青画店（后改为杨柳青画社）成立后招收的第一批学员，画店在杨柳青镇十六街一号设立了杨柳青“年画训练班”，学员都在那里一边学习文化课，一边熟悉杨柳青年画的各项制作技法。当时刻版技艺已经处于后继乏人的状态，我在训练班待了半年之后，画店从训练班里挑选学员去从事刻版工作，我有幸和另外三位同志一起被选中，从杨柳青调到天津市里的画店总部，师从为支援杨柳青画店的建设而从北京荣宝斋借调来的肖福荣和李长江两位师傅，他们都出身于河北省武强县木版年画世家，刻版技艺精湛，堪称一绝。他们在刻版技艺上各有特点，在学习期间师傅们都说我有灵气，有悟性，在此基础上我努力汲取他们的长处，勤学苦练，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可以说是得到了师傅的深传。1962年天津市精简城市人口，从杨柳青被选来的四个师兄弟中，只有我留了下来，继续从事刻版工作。

        我记得师傅说过，刻版师得算上是半个木匠，锛凿斧锯都得会用。过去刻版用的都是传统工具，无论是拼板、锯板还是刨板，都是手工制作。那时候干活就得下大力气，确实很累，但也真是长本事的时候。师兄弟们互相之间都良性竞争，比谁的技术更好。在拼缝这一块我可以说是技高一筹，基本上那时候拼缝都是我的活。平板，看似是简单地用大刨子刨，但其实十分讲究力道，手肘要配合得当，用力要均匀。我平出来的版，无论是版子的平立面还是缝，横竖面都很平整，拼出来的两个版的两个面是一个直角，这都是功夫活，多年经验积累，得心中有数、手中有度。

        在刻版技艺中最难的、最尖端的地方就是刀法。中国画以线条为主，杨柳青木版年画也是一样。刻版师在刻之前要充分地、反复地研究原作，理解原作的内容、风格、用笔特点等。我喜欢绘画，也看了很多的中国绘画和相关的知识，这对于我更好地理解原作有很大的帮助。然后以刀代笔，一刀一刻、一笔一画地在板子上将原作复刻出来。用刀时要像画师用笔一样灵活，手腕灵动，用力均匀，使年画线条呈现出毛笔勾线所无法呈现的挺拔、硬朗的效果，这也就是杨柳青木版年画为何拥有独特的“木味”与“版味”的原因所在。我觉得刻版师拿起刀，就得像练功入境一样，沉下来，将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集中在刻版上，才能出精品。当然，没有成熟的刀法也刻不出来好作品，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出来的，需要的是日复一日地多看、多做、多揣摩，在锤炼中逐渐积累，不断提升。

        记得在跟师傅学习了一年后，我就独立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线版作品——《渔妇》，当时受到了师傅和画社领导的一致称赞，他们对我的表现十分满意。从1978年开始是我创作的黄金阶段，在这个时期无论是我的身体状态还是刻版技艺，都处于最佳状态，不仅刻了很多的版，还承担了许多难度极高的版刻珍品的雕刻工作。《红楼梦》《西厢记》都是我的代表作，自我手下刻出的人物表情都是经过反复推敲，惟妙惟肖，整个刻版线条细腻优美，其中有一幅《西厢携鸾凤》，版中人物满头的发簪和隔着珠帘展现出的主人公娇羞带喜的身形都被刻得栩栩如生。另外，无论是小至十几厘米高的手卷，还是大到六尺的《门神》，在成熟流畅的刀法之下，画面都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韵味。

        我觉得要提升自己的技艺，一定不能固步自封。我学习刻版的同时，杨柳青年画和木版水印的版我都做，在技巧刀法逐渐成熟之后，我还和天津之外的其他地方的画社、画师互有交往，只有集百家之长，再融合凝练，形成新的形式，才能提升自己的技艺，这也使我的技术更加全面。

        时间久了，我的作品越来越多，且都被赋予了较高的艺术价值。我的技艺也越来越纯熟，得到了业内的高度认可。而业界对我的鞭策和激励，促使我在刻版技艺上更加精益求精，刻出更多的精品，为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作者：王文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