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一代名儒王猩酋籍贯的记载，多说他是武清王庆坨人。但据马鸿翱的《桑梓纪闻》记载，王猩酋的原籍并非王庆坨，而是杨柳青。在1936年第01期《考古》上，王猩酋自书《猩酋野况》一文，其中谈到：“予家世居天津之杨柳青村，高祖以上，皆诸生落魄，质砚给朝餐，嘱后人莫作书生。”这有力说明了，王家世居杨柳青，王猩酋是杨柳青人。自其曾祖由杨柳青迁王庆坨，每至寒食、孟冬，王猩酋的祖父都要回原籍祭奠祖坟。后来，王猩酋的父亲亦遵其例，而到了王猩酋这一代，“则偶一往矣”。

        光绪二年（1876），王猩酋生于王庆坨，自述“庭有大柏，乳名柏林”，名文桂，字醒秋，后名秋，字猩酋，别号迟道人。他自幼聪颖，11岁入塾学习，一年读完《四书》，十三岁读《尚书》。1895年，二十岁的王猩酋赴天津县参试，在一千五百名同考者中名列第九，后再试天津县学，位于第八。

        清末时，王猩酋考中秀才，自此终生居家，设塾四十余年，是北方有名的塾师。他潜心教育，犹重德育，门人弟子甚众。他不为重金争聘“专馆”所动，坚持有教无类，富贵子弟求学必重金，贫寒儿女就读可减费，在当地有着崇高的声望。其人行文倜傥，声艺夺人。诗尤隽逸，有魏晋遗响，能刻砚，擅岐黄术，颇以济人。好奇石，尤好砚，兼汉金石、书画、砖瓦、陶瓷等均有收藏。

        王猩酋一生好器物，自小便有迹可循。据其自述，“祖丧时，齐衰而操一龟于袖中。是为游戏一生之础。至外家，爱外祖张春煦庠生公案上铜水盂，求之不得，盗藏于跨带以归，外祖追迹索之。是为好器物一生之础。”

        提到王猩酋其人，见过他的人均述此人穿着打扮“不与俗同”。《天津日报》（1984年6月10日）刊登的一文中记载，《星期专页》五月二十日刊登的读者来信提到早年的王猩酋：“我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曾见过他，略有所识。他是一位研究古文诗词的学者，那时年已半百。此老穿着，从衣服到鞋帽，颇为古怪，不与俗同。其诗文意境辽阔，均为人所喜读。”

        曹式桐曾说：“他不以能识文断字自居，也没那些穷酸陋习。平日衣着朴素，而且别有风度。身穿蓝粗布半大褂，左大襟，铜疙瘩。头戴一顶没有帽沿的旧草帽，墨光眼镜，满脸虬髯，拄着藤条手杖，虽有古稀高龄，走起路来却腰板挺直，犹如壮年。”

        20世纪20年代初，王猩酋已名噪京津文坛。据他的学生胡庚辰先生统计，在汉文《京津泰晤士报》副刊等发表诗文数百篇。比较著名的著作、文章大致有：《大禹九鼎所在考》《彝辩》《淳化帖考证》《金狄尚存其一》《野况》《人性篇》《雨花石子记》《癖石记》等。王猩酋的诗词俊逸健拔、洒脱豪放，有晋魏遗风，许多诗篇忧国忧民，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 。

        虽名噪文坛，因他居住津西王庆坨，距津有五十里距离，时值动乱年代，与天津城里艺文界往来不便。故而，起初天津文艺界不知其为何许人。

        “以文会友”乃当时时代文坛交际的一股风潮。1927年某日，天津文艺界的朋友们以“城南诗社”的名义，邀请王猩酋来天津明湖春饭庄宴集。

        据胡庚辰讲述，届期，王猩酋身着半长不短的一件粗土布衣衫，戴一个有顶无沿的破草帽，俨然出现在高朋满座之间，顿时群情哗然。他对盛筵上的鱼翅燕窝、银鱼铁雀辞谢不食，却从自己怀里掏出玉米面饼子和咸菜，从容自食。席间高谈雄辩，旁若无人，群客惊奇，咸以为怪。殊不知先生向来俭朴，且生平不食动物，与外界早已庆吊不通。此次因文艺界相邀，情不可却，不得不来罢了，绝无半点标奇立异、矫揉造作之意。后来他在挽严范老诗中曾有“我见先生为最晚，丁卯诗社一共饭”之句，即指这次诗会（1927年明湖春诗会）。

        此次诗会宴集后，身居王庆坨的王猩酋逐渐为社会上许多名流、专家学者所赏识和推崇，其中如张伯苓、袁寒云、华世奎、容庚、叶公绰等人，或与先生切磋学术，或共考据金石、甲骨，或聘先生讲学授课，频频往还，引为知己。

        王猩酋的特立独行与先进思想还表现在对其身后事的安排方面，他写有《薄葬说》，反对孟子的厚葬论。他说，“人们对于父母，活着不孝死了孝没有用。”

        据说王猩酋的弟弟王六冲也是位教师，起先在天津教中学，后来被邀请到沧县操办成立中学。因操劳过度，患了重病，久医无效后身亡。王猩酋为了实现自己的《薄葬说》里的理念，让人编了一个柳棺（据见过此物的人描述，实乃大柳筐），代替传统的木棺。没想到，王六冲的儿子根本不接受，拒绝将父亲葬入柳棺。王猩酋只得将柳棺留下给自己日后使用。

        他曾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写：“弟（即王猩酋本人）主张死后一毫不须有费，因不迷信，甚知入土臭腐。死后吊丧无益，不如生前优待。”又曰：“破小褂卧柳条筐中，四人抬埋，数十年家庭亲友，对余主张，都已耳熟。”

        他丝毫不避讳自己所制的柳棺，哪怕闲言闲语不断，他亦不受影响。据说有不少友人都曾在他的“领视”下参观过柳棺。张次溪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一月十四夕撰写的《与王猩酋先生石交记》中记载：“翌晨，先生为自制豆浆以享余，并领视所制柳棺，以柳条编制而成，盖先生提倡薄葬，以此自为先导也。”

        1948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王猩酋病故。临终前，他写下遗嘱：柳筐埋我万不可改，若改用棺材是辱骂我也。旧蓝大褂一件，旧褥一条，停放外屋，不须盖纸或经盘。我死还是个人，而不是鬼，亲友来吊唁我，照常可看面貌。烧纸亦是辱骂我。由亲友、弟子将我尸抬于村西不毛之地埋之，深六尺以下，不许浅，坟头四方二尺不可大，亲友馈赠钱物不可收。我一生不受人管理，是大自由、大快乐之人，大家不须悲我。

        并附词曰：

生无益于人，死何害于世，

柳筐很可以，万勿费良木。

埋之不毛荒，可别占好地，

不墓也不坟，石块为标记。

        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遗体放入柳筐。由亲友和他的弟子共同抬埋，在当时创造了一种不落窠臼的葬礼风格。

作者：张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