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玉棠，生于1902年，卒于1982年11月。他出生在年画世家，自幼在父亲霍福森的指导下学做年画，饱尝生活疾苦以及学艺的艰辛。父亲告诉他，做年画虽艰苦，但能赚些工钱养家糊口。他记住父亲的话，在学徒中努力把做年画的技艺学到手，这为他将来独自开画庄打下牢固基础。

霍玉棠像（霍树林提供）

光绪末年，霍氏父子俩经戴廉增画店掌柜引荐从东丰台举家迁至杨柳青，继续给杨柳青戴廉增画店的掌柜戴少臣做年画。霍玉棠的拿手绝活就是刷印年画墨线印稿，他刷出来的墨线印片既均匀，又突出年画主体部分，且为东家节省纸张，常常受到东家戴少臣的赞誉。

后来，他和异姓兄弟韩春荣、韩春柏商定，大家一起筹钱开年画作坊。于是，在1926年一个叫“玉成号”的民间年画作坊诞生了。结果穷得没有房子，只能在杨柳青东街土地庙将就。当时西方思潮传入中国，很多作坊的年轻掌柜认为做年画不足以救国，有的投笔从戎，有的教育救国，还有的搞实业。杨柳青年画界一派萧条，几乎没人再做年画生意，而霍玉棠却带着他的几个兄弟逆行开张了。虽然他们的行为在杨柳青年画市场作用微乎其微，但这在杨柳青年画界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行动。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侵华期间，侵略者把积累了五六百年历史的杨柳青年画画版作为大炮、坦克的铺路石，使其损失殆尽。在暗无天日的那些年里，霍师傅首先带领人们深埋年画木版，然后躲避战火，游走于杨柳青南乡、张家口等地继续制作杨柳青年画，用杨柳青年画的美好寓意给普通百姓以生活希望。

随着人民政府的建立，新生活的希望给了他们信心。他们进行分工，一部分人早晨种地，晚上开始做年画，两个女儿从南运河挑水，卖茶水。这样在保证每个人不饿肚子的情况下，没过两年他们购买了杨柳青二街河沿大街1号的四合院，并重新挂出“玉成号画庄”的牌匾。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也派人来调查杨柳青年画。霍师傅把年画庄的现状如实地汇报给他们。来人非常感动，给了他们一些钱，鼓励他们继续干下去。不久，他们带来了党中央的指示，投入一部分资金，让他们把能够找到的年画画版都刷成墨线稿，回家收藏起来。霍师傅和他的兄弟们很高兴，把包括戴廉增画店、齐建隆画店及自己画店的画版拿来刷印，使老旧版、精品版得以保留下来。1950年，年画行业组成互助组，玉成号由六位老人组成，他们分别是霍玉棠、韩春荣以及老艺人张兴泽、新记的陆恩荣、景记的尹青山、敬记的王顺安等。后来玉成号又吸收了霍秀英、韩秀英两员女将，打破了手艺传男不传女的习俗，成立了静海县杨柳青木版年画生产合作社。这是杨柳青年画界第一个生产合作社，也是唯一的一个。

杨柳青画社年画工厂旧址

（西青区档案馆提供）

当时，为保护杨柳青年画老画版，国务院划拨四千元，在杨柳青贴布告征集画版。看到布告后，人们纷纷送来画版，最后收了一火车皮。时任的杨柳青文化馆馆长做主留了一百一十一块画版给刚刚成立的“和平先进年画合作组”。有了这些画版，合作组越干越红火。

自杨柳青年画产生以来，历经数百载鼎盛时期的三百余家画店、作坊，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只剩一家，不得不让我们扼腕叹息。庆幸的是有霍玉棠师傅及其艺人们的坚持和艰辛继承的信念。1958年根据当时的需要，这个年画合作社与“荣宝斋”“德裕公”合并为杨柳青画社。霍玉棠等在杨柳青的作坊就成了杨柳青画社的年画工厂。因为生产规模扩大，年画工厂也搬到了河对岸的和平大街1号。这里以前是“津西八大家”之一的河南“鼎兴张家”的宅邸，抗战时期做过日本花纱布公司。这里房子多，空间大，非常适合年画工厂扩大生产。

杨柳青画社年画工厂前身鼎兴张家宅

（西青区档案馆提供）

1960年春节时，周总理曾经亲自来年画工厂视察，与霍玉棠等人亲切交谈，并给他们解决了缺少颜料藤黄的问题。1966年，杨柳青年画工厂迁入天津市内，霍玉棠不愿离家，没有跟着去市里。不久，随着十年浩劫的到来，传统年画事业跌入谷底。

20世纪80年代，霍玉棠的儿子霍庆有在家里办起了家庭年画作坊，杨柳青年画又开始在古镇杨柳青热了起来。如今，霍玉棠的两个儿子都成了杨柳青年画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这也算完成了霍玉棠未了的心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