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5日，“寻根大运河”天津•西青记者采访团启程开始考察北运河、通惠河及其与西青历史文化的渊源。我也有幸作为一员参与其中。30日，采访团一行来到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村，探访建于明代的顺天保明寺。我们开车找了半天才找到这座寺庙。原来寺庙藏身旧村，穿过一条小胡同才得见真容。石景山区文物研究所也栖身寺庙。但正值周六，工作人员都歇班了。值班的田师傅把电话打给了文物所的张所长。我跟张所长通过电话说明来意，并告诉他我们杨柳青镇的普亮宝塔与皇姑寺有渊源。张所长很高兴，电话指示田师傅带我们参观，并专为我们打开展室。

        据展牌介绍，该寺是明代著名的尼姑庙，名“敕赐顺天保明寺”。该寺历代主持与宫廷关系非常密切，皇宫内眷、中官贵戚是其主要捐助者。一直到明末，该寺香火鼎盛，香客如云。

        展牌还介绍了该寺第一代主持的传奇：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蒙古瓦剌部大举进攻中原。边报传来，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大太监王振把持朝纲，极力撺掇英宗皇帝御驾亲征。年轻气盛的英宗根本听不进大臣们的劝阻，仓促率领五十万大军北征。途中，遇到西安尼姑吕氏拦阻车驾，她说夜间梦见菩萨显灵，命她速往燕京搭救皇上，谏言出师不利。英宗大怒，令军士驱逐吕氏，大军继续北上与蒙古军队交锋。双方大战三天。由于王振刚愎自用、指挥失误，蒙古军队以排山倒海之势涌来，喊杀声震动山谷，明军节节后退，不得已退到河北的土木堡一带。土木堡地方狭小，又没有水吃，人困马乏，军心大乱，五十万大军顷刻间全军覆没，堂堂大明天子当了俘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英宗沦为蒙古的阶下囚，困在漠北敌营中又饥又渴，想起吕姑的话来，想起三军覆没，非常懊悔，不禁失声痛哭。突然，一道闪电划过，吕姑从云中飘然而下。她对英宗说：“皇上不听菩萨劝阻，反遭如此大难。圣上不必过虑，望多多保重，苦尽还会甘来。”说完留下一些食物就不见了。英宗追悔莫及，睡梦中时常听到吕尼在哭泣，经常送来饭食。英宗被俘，蒙古大举进逼北京城，急坏了朝中大臣，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只好另立英宗弟弟朱祁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于谦等率众奋力抵抗，击退了蒙古军队的进攻，保住了北京。不久蒙古退兵。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英宗被送回北京，幽居南宫。景泰八年（1457年），代宗朱祁钰病重，太监石亨等人乘机拥戴英宗复位。重新当上皇帝的英宗，特别感念吕氏当年的拦阻护驾之功，下诏敕封其为御妹，修建寺庙，钦赐寺额“敕赐顺天保明寺”。

        对于展牌上关于该寺创始人及该寺来历的介绍，或许有人认为不过是神话传说。但这段传说在明清时代曾颇为盛行，以至于不少札记和地方志都有记载，如《长安客话》《宛署杂记》《枣林杂俎》《日下旧闻考》和《（康熙）宛平县志》等。特别是一部明刊本《普度新声救苦宝卷》更是将吕尼姑的生平事迹演绎成完整的神话故事。

        而事实上，该寺在明代也确实地位非凡。据明蒋一葵《长安客话》记载：“（英宗）后复辟念之，封为御妹，建寺赐额，故又称皇姑寺云。自后，凡贵家女缁髡，皆居其中，有寺人司户，人不易入”。

        后来，该寺虽经明清鼎革，但却很好地保存下来，但不幸的是，在康熙年间，寺庙失火，往日气象毁于一旦。后几经信徒吁请，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得到皇帝允许，在原址复建。康熙皇帝还亲自树碑，题匾额、殿联。在为该寺题名时，康熙回避了原来寺名的保护大明之意，赐名“显应寺”。名字虽改，但人们仍呼以“皇姑寺”，这个新名字在外界很少被提起。

        1949年时，这座皇姑寺的主要殿堂均完好，但庙会停办，尼姑还俗。50年代辟为学校，又当作生产大队用房。后居民进入，寺庙虽面目全非。

        2008年，作为北京市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项目之一，石景山区政府投资600多万元，搬迁了寺内居民，北京市文物局安排市政府专项修缮经费400万元，皇姑寺修缮工程开始了。2011年，皇姑寺成为第八批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第二期修缮工程开始。

        讲到这里，或许有的读者会问了，你文章的题目是《破解普亮宝塔之谜》，而这“之二”却大谈北京的顺天保明寺，难道它与普亮宝塔有什么关系吗？我说，有！

作者：冯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