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光绪初年的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凭着一副货担、一双脚板，跟随左宗棠的军队，不远万里，从渤海之滨到新疆创业谋生，开辟了中国第一条亚欧大陆桥，不仅为新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贡献。当年杨柳青人远赴新疆经商的壮举，被人们称为“赶大营”“跑大营”，他们自己也将赴新疆谋生称为“走西口”。然而，这个走西口与始于清康熙时期的走西口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需要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开始的平定葛尔丹叛乱说起，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结束，历经三朝共68年。

走西口的缘起

        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部首领葛尔丹在沙俄扩张势力的策动下，对漠北喀尔喀蒙古发动战争，妄图将喀尔喀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喀尔喀蒙古三部首领向清政府告急，请求保护。康熙皇帝一方面将喀尔喀蒙古三部首领安置在乌珠穆沁，另一方面责令葛尔丹罢兵西归，但葛尔丹不理睬，反而继续追击喀尔喀蒙古部。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下令集结兵马，平定葛尔丹旨在分裂中国的叛乱。康熙二十九年，清军分左、中、右三路，发兵征讨葛尔丹。康熙亲率中路军进驻博洛和屯（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指挥。这以后，历经数年，葛尔丹终于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被剿灭，喀尔喀蒙古重归清政府管辖。

        在这场战争中，统率左路军的清军将领是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他的左路军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康熙三十六年清政府派他驻守喀尔喀蒙古地区，费扬古将其大本营设在乌里雅苏台，称为前营；并在阿尔泰山东麓的科布多设立了后营。此后，乌里雅苏台成为清政府管理喀尔喀地区、处理蒙古事务的政治、军事中心。为保证当地军政人员每年所需的大量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费扬古派人往来于蒙古、山西一带采办军需和生活物资。其中最主要的是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等人，他们在采买军需过程中也与当地蒙古族群众做些皮毛等土特产生意，运到归化（今呼和浩特）贩卖，从而带动了山西、直隶等地商贩进入蒙古地区。他们一方面为驻军及驻守人员供应所需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以粮食、布匹、茶、盐、日用百货等，从蒙古换回牲畜、皮毛贩卖，形成了一条经杀虎口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商旅路线。以后这条路线又延伸到了俄国边境的恰克图，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恰克图贸易”。最早的“走西口”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王相卿等三人创办吉盛堂，形成规模后改名“大盛魁”，总号设在乌里雅苏台，在科布多等地设有分号。到乾隆时期，清政府将喀尔喀蒙古的税收交由大盛魁办理。随着大盛魁与清政府关系的日益密切，它最终将总号迁至归化，并在北京、天津、太原、大同等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或小号，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商业网。清末民初时，大盛魁及各商号所经营的皮毛等畜产品大量运往天津加工出口，当时经天津口岸出口的畜产品数量曾占到全国总量的四十七以上，由此可见走西口对天津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随着商贸活动的日益频繁和规模日益扩大，山西、山东、直隶等地农民进入今内蒙古的土默特、鄂尔多斯等地租地开垦。到乾隆时期，清政府逐渐放宽了蒙古地区禁止开荒的政策，口内破产汉族农民为谋生路，大量进入阴山以南地区开荒种田，并出现了大规模走西口移民潮，到清末民初时走西口发展到高峰。

        简而言之，现在人们所说的走西口，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商贸，另一是开垦种植。这两者都带动了大量的移民进入今内蒙古地区。

西口在哪里

        走西口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电视剧《走西口》代表了狭义概念，这个概念基本上是以山西人走西口为主。山西人指的“西口”是指今右玉的杀虎口（原名杀胡口）。然而杀虎口在山西北端，按地理位置应称为“北口”才对，为何称为“西口”呢？按山西人解释，当年山西人去内蒙古谋生，是出了杀虎口向西北方向走，进入今呼和浩特以西地区，因此称杀虎口为“西口”。杀虎口是以山西人为代表的走西口必经之路。而当年北京、天津、河北一带商人去大库仑（今乌兰巴托）、恰克图经商，或进入内蒙古地区谋生，必经的“口”是张家口，而张家口恰恰在河北省西北部，所以当年张家口也称为西口，张家口以东称为“口里”，以西称为“口外”，京津冀一带商人将出张家口经商称为“走西口”。对于内蒙古地区而言，张家口则被称为“东口”，当年大盛魁商人有如是称谓。而天津赶大营的人去新疆，既不走杀虎口，也不走张家口，为何也称自己是“走西口”呢？他们所指的西口在哪里？当年赶大营人进疆过了今甘肃酒泉后，必经星星峡进入新疆，星星峡是清代以来从中原进入新疆的唯一关口，这个关口位于甘肃的最西端，因此赶大营人将其称为“西口”，说“赶大营”也是“走西口”。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人们所说的“走西口”到底应以哪个“口”为准？我认为这里包含了两个概念：一是地理概念，二是时间概念，即“时”与“空”的概念。从空间概念（即地理位置）看，将张家口、星星峡等称为“西口”是没有问题的，凡经这两个“口”出去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商、谋生的人将自己称为“走西口”，这种说法无疑是成立的。从时间概念看，走西口最初出现在清康熙年间，是以山西商人为代表的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经商而兴起、逐渐形成移民潮的历史现象，这个走西口可以说是其他走西口之源，也就是说走西口的概念最早是由山西人提出的。因此有些山西学者认为“西口”就是杀虎口，而不是其他“口”。

        用今天的眼光看，从清康熙年间兴起到20世纪30年代基本结束的走西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西部大开发活动。无论是康熙年开始的山西人到内蒙古的走西口，还是光绪年开始天津人到新疆的赶大营，都是这次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活动，这两次高潮都大大促进了西北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其标志，一是各省商帮紧随其后纷纷进入西北地区，为西北地区的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二是伴随着商贸活动，带动了中原人口向西北地区迁徙的热潮，为西北地区的开发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走西口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而不在于哪个“口”是真正的“西口”。包头市西口文化研究会会长郑少如女士说得好：“西口”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泛指，而不是狭义地指某一个“口”；凡是经长城各关隘出去到西北地区谋生、经商的活动，都是走西口。

赶大营与走西口

        天津人的赶大营虽然晚于山西人的走西口，但其影响与意义并不亚于走西口（这里所用的走西口是狭义概念）。在天津人赴新疆赶大营之前，虽有少数山西商人在新疆活动，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形成气候。天津杨柳青人随左宗棠军队进入新疆后，因有军队为依托，所以所到之处很快打开局面，并逐渐在那里扎了根，开创了基业。到民国初年，天津商帮在新疆成为最大、最有实力的商帮。新疆商会成立，前几任会长都是由天津杨柳青人担任。在天津人赶大营到新疆之前，山西、山东等商帮在西北地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内外蒙古地区，向西最远到科布多，并未越过阿尔泰山。直到天津商人进入新疆并打开局面后，山西等省商帮才大批进入新疆。当年新疆有所谓晋、鲁、豫、陕等“八大商帮”，除天津商帮（也称京津帮或冀帮）外，都是在天津人赶大营之后进入新疆的，因此可以说，天津杨柳青人是新疆市场的拓荒者。

        天津人赶大营的起因与山西人走西口非常相似，都是从保证军需而开始的。不过天津作为沿海城市，远赴新疆开拓市场，其本质与当年走西口有非常大的区别。天津人赶大营始于光绪元年（1875），当时天津已经开埠，西方文明已在天津传播，李鸿章大力兴办的洋务运动正在天津蓬勃开展，新事物、新理念已为天津人打开了新的眼界；特别是甲午战争后，启蒙思想在天津广为传播；以后又有袁世凯大力提倡的“北洋新政”等等，因此在长达近70年的赶大营过程中，这些新思想、新理念、新生产方式等伴随着赶大营远播新疆，为天山南北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看，赶大营与走西口有着质的区别。如果说走西口是以破产农民为主，大多数是到内蒙古地区以种地为手段来谋生话，那么赶大营则是以中心城市周边地区农民为主，在去新疆谋生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将沿海地区的文明、文化、理念、经营生产方式以及新、奇、巧的商品带到了新疆，打开了新疆民众的视野。天津人在新疆也有种地的，但种的不是大田作物，而是蔬菜园田，从根本上改变了新疆缺少蔬菜的面貌。

        天津人赶大营从祖国东端的渤海之滨，走到了祖国的西端新疆，甚至更远地区，其更有意义的是开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条亚欧大陆桥，从而沟通了沿海与西部边疆的经济、文化往来，为西部边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促进民族团结、建设边疆、巩固边疆、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走西口无法与之相比。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角度看，天津人赶大营的意义都非常重大，非常有研究价值，更值得大力弘扬，这对天津今后的发展，尤其是长远的战略发展，具有值得借鉴的意义。2020年恰逢赶大营145周年，天津应以此为契机，借中央新疆工作会议精神之东风，加强与新疆的紧密合作，为天津的发展开创新的领域。

作者：方兆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