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杨柳青受大运河滋养，历来文化底蕴深厚，镇内大姓大族甚多，其所建造的大院式院落民居形成了独有的杨柳青大院建筑群落，如石家大院、安家大院、董家大院、周家大院等。这些大院不仅象征着家族姓氏的文化结晶，更是杨柳青家族文化价值传承的具象实物。

        杨柳青大院的主人们有不少是生意成功后，置地盖宅，又全力培育后代兴文报国。董家大院的董姓先祖们便是如此。董姓在杨柳青是一大姓，也是杨柳青较早居民之一。其先祖于明朝永乐二十年（1422）迁来，原住于西头董家坑，世代以务农为业。清嘉庆六年（1801）董家住宅在洪水中被淹，因曹家胡同地势较高，便在胡同口暂居。

        董家世代务农，自清嘉庆六年（1801）董家住宅在洪水中被淹后，因家有牲畜，又购置了磨碾，能大大降低营运成本，便开起了面铺。由此，董家走上了发家的道路，逐渐有了财富的积累。董家的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后，便不再经营一个面铺，分成聚德号、裕盛号两家。

        始建于光绪三年（1877年）的董家大院为裕盛号董兆荣主持修建，其位于杨柳青镇中心猪市大街中段，曹家胡同北口东侧，东姜店胡同斜对过。董家大院占地面积一千二百平方米，建筑面积六百八十六平方米。建筑采用轴线对称式布局，一条中轴线将整个院落划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中轴线开设四个便门，连接各个院落。整体建筑为五间两进双路四合院。整个建筑均采用小式硬山做法，正房为布瓦屋面，清水脊，侧房为马鞍脊。其中，东侧第二进院保存最为完整，室内露明造，角背雕花，后檐心间设一推拉门通向房后过道，所有窗心有木雕花牙，建筑采用青石台明、青石陡板，砖雕透气孔。

董家大院（冯立拍摄）

        裕盛号当时的掌家人董兆荣头脑活络，为人仗义。光绪初年，他带领裕盛号走出杨柳青，向天津城厢附近发展，与天津粮栈斗店、钱庄建立了营业往来联系。将裕盛号由一个小镇的面铺逐步扩大，迅速增加了财富的积累。

        但董家另一支的聚德号掌家人则因思想腐朽，不懂变通，故步自封，对儿女的教育以守成为主，强调守业，不求突破，使得聚德号的后人不能适应时代洪潮，家业亦未守住。

        董兆荣的后代亦有出色人物，董绍良便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历任国内多所大学教授，民国时期官至少将参议。但有关他的履历与重要事件的经过，以往的文章交代得并不翔实，甚至很粗略。

        近来，笔者在发掘相关史料时，偶然发现河北师范大学地理系七七级学生金峻山曾专程到杨柳青探访董家大院、寻访老师董绍良遗迹的信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几经周折寻来定居沧州的金峻山老师的联系方式，详聊后得知，他保存着董绍良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交代材料，并介绍说：“当年我的老师将这些资料交给我保管，是希望将来能够将这段历史留存。”

        董绍良曾陈述自己的身世：于1904年出生在天津杨柳青镇，父母早已去世。“大哥是旧北京大学毕业的，曾做过中学教员，于‘九·一八’前后因病逝世了。二哥名董颐生，在敌伪统治的年代里，曾作过杨柳青镇长，“文化大革命”前，还知道他仍在原籍，最近情况不详。他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我还有一个胞妹，名董素一，家庭妇女，现住在北京，其子女全在北京工作。”

        在过往的刊物文章中，对董绍良的求学经历介绍很是简单，寥寥几句。此次发掘到的史料中，董绍良自述了他的求学经历，其1911年至1918年在杨柳青读私塾和小学。十六到天津读普通中学，毕业后因未能考上大学，“经人介绍曾到京东宝坻县所属的一个初中教书，是代课的性质。但到校不久，因‘北京政变’，这所中学所在地沦为战场，我只好重返北京，另找出路。”到京后不久，董绍良在报上看到南开大学招考特别生的启事，决定报考。“这样就进了南开大学历史系做大学生。在南开大学住了不到一年，有机会进行赴法留学的活动。”1926年，他自费前往法国留学，“进入巴黎大学学地理”。

1926年6月，董绍良（右）

与老舍在巴黎的合影

（西青档案馆提供，冯立彩化）

        董绍良详细回忆了当年的留学因由和过程，乃至其在巴黎的具体动向，“同行的有李雄飞、周仲铮（女）和袁某（名字已忘），全是南开大学同学。1926年上半年做留学准备工作，九月由天津乘船去上海（因内战津浦路不通）等船并办理出国手续。月底始搭上法国游轮离申。沿途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锡兰、吉不底（今日索马利的一个港口，当时是法属的殖民地），苏伊士及波赛港时，全有停泊装卸货物，直到十一月初到了终点港马赛，改换火车直赴巴黎。”

        董绍良详细回忆道：“同船的中国学生很多，主要是南京反动政府派的，多数是国民党员，例是刘礼钟，张近芬（女），张忠道等。那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所以有的人是跨党的。无论在船上的活动或是在码头上的游览，全由国民党组织和联络。在旅途中，不止一次有人邀我参加国民党，我全拒绝了，可是跟他们中的一些人仍保情谊关系。到了巴黎以后，认识的国民党的同学就更多了，其中有的就是某些头子们直接派去做工作的。例如陈傑（四川人）、方棣棠、郑彦葉（广东人）等就是邹鲁派的，陇某（名字已忘）就是为汪精卫工作的。他们中有些人不但我在法读书的时候多有照顾（特别是初到巴黎的时候），即以后回国在介绍工作方面也给了我不少帮助。例如方棣棠、陈傑、谢康、王慎明（即王思华）等。留学时期，除了组织参加过留法同学会外，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性的组织。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国民党分裂为两派，一为蒋派，一为汪派。两派斗争激烈，有时甚至动武。还有所谓的醒狮派，即中国青年党。此外还有些游而不学或失意政客，是张学良派的人，北洋政府时期的人，以及特殊人物是蒋介石资助的人。”

        在法国留学期间，董绍良利用假期到过比利时、卢森堡及英伦做短期旅行。“在英伦就住在老舍处，同时还结认了原在南开大学，以后由张学良派到英国学银行的宁恩承（东北人）。”1931年九月间，他离开巴黎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原计划到东北大学工作，因为那时候宁恩承任该校的秘书长。在归国的旅途中，他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先到北平另找工作机会。

        1931年11月，董绍良抵达北平后，借住在罗常培家中。当时，罗常培在原中央研究院所属历史语言所做研究员。“他对北平文教界相当熟悉，又是北京大学出身，希望通过他给我介绍工作。适北平师大史地系分家，成立地理系，新主任是谢家荣，正为请地理系教授为难（在当时学地理的人很少），经尹赞勋的介绍，谢知道我在巴黎是学地理的，但不知我已回国来了。既探知我住在罗家，遂决定邀我进入北平师大地理系，这样开始了我的大学教授生活”。

作者：张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