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廉增”是杨柳青年画业的著名字号，在杨柳青年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戴家祖籍苏州桃花坞，祖上是印小说、画绣像的。明代燕王“清君侧”，形成了移民活动，很多移民走的是运河。杨柳青是中转站，很多船在这里换纤。当时，杨柳青周边多湿地，而杨柳青是高地，可以居住；而周边又多适于雕版的枣木、杜梨木，于是戴家先祖就决定定居杨柳青，并以刻画贩卖门神、灶王等纸祃谋生。戴家落户杨柳青的前四代没立家谱，第五代才立，所以从家谱看我是第十五代。但是，我们都知道前面有四代，到我是第十九代。家谱在“文革”中遗失了，但我知道当时没有毁掉，或许还有找到的希望。

戴家传到第九代时，出了一位人才，他的名字叫戴廉增。他非常敬业，画得好，经营又好，画店形成了气候。他便以自己的名字作为画店的字号，并把字号印在所卖年画上。这是他的首创。相传，一次乾隆经过杨柳青，曾微服到戴廉增画店看画。戴廉增不厌其烦地为其拿画、介绍，被乾隆称为老实人、好买卖人。乾隆离开时仪仗接驾，戴廉增方知看画的是皇帝。为纪念此事，戴廉增连夜画了新样子的门心娃娃画——《钱龙引进四方财》和《宝马驮来千倍利》。此后戴廉增年画被指定为贡品，于是在北京开设“戴廉增扇画店”。年画是贡品不给钱，但颁给龙票，拿龙票回来可以免画店的税。那时，九世祖的二爷也开设了“美利”号。从此“戴廉增”有了三个字号。

贡品年画与普通年画是不一样的，必须是全手绘，所用颜料、纸张也与普通的杨柳青年画不同。其中最典型的是把建筑工艺中的堆金沥粉技艺用到了贡品年画当中。因为堆金沥粉只能皇宫用，即使是当时的北京各王府也不能僭越，所以这项技艺只有戴氏年画有传承。其画以真金白银堆于画上，特别是门神盔甲等突显立体感。而画张可以卷，可以叠而毫无损坏，真是一项奇技！

戴氏堆金沥粉门神画（戴时贤制作并提供）

近年来，戴氏第二十代戴时贤重新挖掘这一技艺，制作高档次年画，受到收藏界的热烈欢迎。他用堆金沥粉工艺制作的创新年画“隆福”颇受人们青睐，把杨柳青年画的售价拉到了万元以上。2011年用堆金沥粉技艺制作的一对纸绘门神已经有近百位买家在排队竞购，出价已经达到一百八十万元，而一对绢本门神则被抬到了五百万元的天价。

我们要做大做强杨柳青年画业，需要在挖掘传统技艺上下功夫。而在杨柳青年画的年轻从业者中很多人对堆金沥粉是怎么回事根本不了解，有的理解为在画面空白处涂上白颜色，有的则根本闻所未闻。其实，堆金沥粉只是一个例子，杨柳青年画技艺中需要深挖的东西还有很多。

戴廉增世居杨柳青戴家实胡同，胡同对面就是戴廉增画店，倒座八间门脸。我是在戴家实胡同长大的。我爷爷叫戴荣山，他是戴廉增第十七代的家长。

我小时候，胡同对面倒座南院是长门，有一位大奶奶当家。二门在胡同东面，他家负责东北的生意，东北来的客人由他接待。这一门后来很不景气，但现在二门的大哥是杨柳青年画的戴廉增贤记的掌柜，还经营着年画。三门，就是胡同里东面的第二个大院，负责西北的生意。四门住西面第二个门。四门也是赶大营的，他们负责绘画中比较尖端的东西。我们家是第三个门。这就是戴家的五大门。我们家负责这五大门的后勤，把家里闲事都包了。

到民国，也就是我小的时候这一段，年画经营赶上了没落时期，有了机器活儿，杨柳青年画就没落了。但是我的上一辈，很多人都是成名成家的人，是天津市的名人。例如南院的大大爷叫戴雅泉，他不是大奶奶亲生的。他是个画家，画兰花、兰草。我父亲画金鱼有名，与张学良关系很好。在天津有自己的门脸，有笔单，画一张画、糊一张条儿，可以卖二十块现大洋。但他没搞年画，而是经营实业了。三门的有个戴绩臣，在杨柳青很有名，那是华世奎的入室弟子，书法非常好，是名人。

三门后来去新疆落户未归，最后一批运新疆的画是我爷爷送到塔城的，送到时正值战乱。我爷爷回来后就经营实业，没再经营年画。当时年画业不景气，我们家这一门就在上学上下了功夫。我们这一门的大大爷是北大毕业的，后来去香港未归。二大爷上的是南开大学，后来留法。三大爷是纺纱厂的专家，后来当了西南民生纺纱厂厂长。四大爷清华大学毕业，一直未回杨柳青。我的二姑姑是小学老师，是地下党。他们中没有搞年画的。

杨柳青解放后，我带着弟弟妹妹参了军，跟部队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岛。后来，我转业回到杨柳青，当镇文化馆馆长。那时，杨柳青年画业已经相当衰落了。但党中央，特别是周总理非常关心杨柳青年画，对画版进行了保护、收购。当时，国务院划拨四千元，收了一车皮。我做主留了一百一十一块画版给刚刚成立的“和平先进年画合作组”，即后来的杨柳青画社。我爷爷最后把杨柳青年画的根，都交给了当时的市文化局领导。至此，杨柳青年画从以“戴廉增”、“齐建隆”为首的私营画店的时代走向了合作社时代。

20世纪90年代的杨柳青百货大楼（西青区档案馆提供）

戴氏御贡年画（戴时贤提供）

20世纪50年代后期，曾经规划在杨柳青光明路西建立一个杨柳青年画博物馆，我把家藏的很多东西，包括各种画笔、画师专用的带在手指上的油灯捐出，用以馆藏。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该地已经建起的大楼被改作了商店，就是后来的百货大楼。

1958年，根据当时的需要成立杨柳青画社，年画艺术得到了国家的重视。改革开放后，戴廉增后人，特别是戴时贤又重新拾起祖业，以戴廉增的字号经营年画。这是戴廉增年画的新时代，希望杨柳青画社和戴廉增画店从各自角度把杨柳青年画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