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庆钜，1944年生人，天津人。1960年2月考入天津杨柳青画社，师从张兴泽、潘忠义，学习年画彩绘技艺。1965年3月至1969年3月参军。复员后重返杨柳青画社从事年画彩绘及管理工作。2005年特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民间艺术创作研究员，2007年被评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

杨柳青年画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44年，我出生在静海县陈官屯乡（现静海区陈官屯镇）的一个小乡村，父母都是普通农民，以务农为生。虽然家庭生活并不富裕，但父亲很明白只有上学才有出路，因此，到了上学的年龄就送我去读书了。我认真好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父亲的愿望是我能考上大学，可没想到造化弄人，临近考初中时我得了一场病，耽误了学习，没能考上中学，后来父亲让我上了农中。在小学时，我的美术课成绩很好，曾得到老师的好评。上农中期间，无论在班里还是在学校，我的绘画水平都是数一数二的，并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认可。

        1958年，天津德裕公画庄、天津荣宝斋、杨柳青和平画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天津杨柳青画店（现天津杨柳青画社），完整保留了杨柳青木版年画制作的全部技艺，成为杨柳青木版年画专项保护和发展的官方机构。1959年年底，杨柳青画店面向静海各民办学校招收学员，全校师生都知道我的绘画才能出众，一致推荐我去报名参加考试。春节之前，我就收到了报到通知。1960年2月5日，春节刚过，我就坐上了去往杨柳青镇的火车，到达了当时的杨柳青画店，又经过了全面的体检且检查结果非常健康，正式成为了杨柳青画店第一批学员。从此，我和年画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彻底发生了改变。

师徒如父子

        我们这批招进来的学员大概有几十号人，都是十五六岁，还是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开始了学习。

        进入画社的第一年，学员们都跟随擅长杨柳青年画粗活的张兴泽先生学习技艺。张兴泽先生是杨柳青画社的前身——年画生产互助组的发起者之一，以年画中的粗活见长，在文艺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是全国人大代表。那时候我们白天跟先生学习绘画，晚上补习文化知识，在五年的时间里陆续补习了初、高中文化及大专水平的美术课程。当时看到张兴泽老先生画画，那明快粗犷的画风，用现在的语言来形容就是“帅呆了”。杨柳青年画粗活用的是洋纸，每天我们临睡前将画好的坯子用胶矾水上墙糊到门子上以待转天上班节约晾干的时间，快速进入绘画阶段。日复一日的反复学习，使我们学员进步非常快。

        杨柳青年画的制作工艺分为粗活和细活。粗活讲究用笔果断、娴熟，风格粗犷爽利。这类年画一般都是为普通百姓过年准备的，用的是廉价纸张，大部分是品色（化学颜料）价格也低廉。因此，粗活类年画销售对象主要在广大农村。细活讲究运笔细腻繁复，描摹精巧，用工较多，纸张用的是最好的生宣纸，用国画颜料，甚至部分颜色还是自制的，用的时候自己研，颜色更纯正，专供城市居民选用。还有一种更加精细的就是完全手绘的贡尖年画了。笔法细腻，线条流畅清新，色彩明艳并吸取宫廷画院绘画风格形成独有特色，雅俗共赏的民间艺术所用材料、工具更高一筹，旧时专向朝廷进贡之用。

        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我正式被分到了粗活组，师从张兴泽先生。能在张先生身边学艺是我莫大的荣幸。张先生教得好，我也学得快，很快就掌握了粗活的基本绘制技法。粗活不同于细活，最重要的就是熟练之后的手感，下笔要放得开，有时小心翼翼地一笔一笔地还画不成，就得靠着手感大笔一挥，十张二十张地连着画。有时候染天、地、水的时候，把手“甩”起来，才能“甩”出有冲劲儿的活，才能算好的粗活，有如国画中的大写意和泼墨。这都是从张先生那学来的技巧。

        跟着张先生学了不到一年，我又被另一位大家——即画细活的潘忠义先生（绰号潘美人）看中，收为了关门弟子。同时，先生还先收了一位来自北京的女学员赵玉娥，是我的师姐。从此我们师徒三人组成了一个特殊小团队。

        年画细活真的是个累活。“绘”可以说是杨柳青木版年画专属的一道独门秘籍，因为国内大多数传统木版年画印好即制作完成，而杨柳青年画则不然，印好后还要经过彩绘，包括上粉脸、染脸、勾脸、烘脸、开眼、点嘴、出相子、青头皮等工序，可以说每一张正宗的杨柳青年画都是画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心血结晶。看似简单地做一张脸，就需要20多道工序，可见技艺要求之细腻。在工作室时，每幅年画的坯子、颜色设计大都是我们师徒三人通力协作完成的。先生负责给人物做脸；师姐心细，负责穿衣服；而我擅长染活，就是给画稿配上背景染上天地水的颜色，剩余再有不好解决的部分就交给师傅来处理。画稿到工作室的时候都是白坯，所以每天一到工作室，我先染好天地水，然后师姐给人物穿好衣服，师傅一上班换上套袖之后就开始做脸，配合得特别默契。我们画完的年画都是送到各个工作室当样板的，他们都是照着画。每每回忆起和师傅、师姐一起创作的那段日子，都令人难忘。

        常言道，师徒如父子。潘先生没有家室，收了我们两个徒弟，就把我们当成亲生儿女一般看待。1962年天津市精简城市人口，凡是从农村进城工作的人员都有可能回到原籍。当时，由于潘师傅的建议得到画社领导特批，我才得以留了下来。所以，无论是师傅的授业之恩，还是宛如血亲的父子之情，我们都无以为报，只有用心地膝前尽孝。我因为离家远，所以那时候就住在画社宿舍，平常就能更多地照顾到先生。先生生病的时候也都是我们在跟前照顾。

        张兴泽先生带我入门，潘忠义先生将毕生所学悉数传授与我，使我得以顺利继续自己的绘画之路，能师从两位老师是三生有幸。后来两位先生去世时，我都在跟前。1963年张先生去世，因是全国人大代表由市局派人主持。1982年潘先生去世，他的丧事主要由我操持，也算是为先生养老送终了。

作者：冯庆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