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伟，1938年生人，1963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壁画专业，同年7月分配到天津杨柳青画社从事美术编辑，开展杨柳青年画创作。在画社期间建立了一整套编辑系统，建立了画社摄影室，编辑大量出版物，工作期间曾经主管民艺部。

        话题再回到当年，杨柳青年画发展达到巅峰，可惜的是，这样的好景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从1990年开始，杨柳青年画的发展就进入停滞期了，画社的利润一度降至为零，甚至有段时间靠贷款来维持画社的运作。后来，虽然画社的经营状态有所缓解，但是整个画社乃至整个杨柳青年画行业都处于低迷状态，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样的鼎盛时期。

        后来，我又从编辑部调到民艺部，主管勾、刻、印、绘、裱、创作，部门共100多人。我特别爱护这些师傅们，我看他们做水印，一批一批地印，有时候两三个月印了一批，有一点问题或者不好的地方就会整批都抛弃重新印，这时候他们还没心疼呢，我就先心疼了。每一张都是他们付出了时间和心血印出来的呀，我就提出来让他们不要整把扔，一张一张检查墨色、线条等，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抛弃最次的，保留完好的，避免重复工作。我爱这些师傅们，更珍惜每一张水印作品。因为我知道每项工艺的不容易，无论是做水印，还是刻版，或是其他，有时候做一版需要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随便作废多可惜啊。我本来在画社就是从年画创作做起的，所以上班的时候，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操作间看他们做，有时候也自己上手操作一下。几项技艺中，除了刻版，其他的我还是都比较熟悉的，能自己操作。而刻版，因为通常刻一个版是非常耗时耗力的，木刻师傅刀下的每一个点位、每一根线条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旁人不易插手。

        1985年之后，在我担任职称评定评委的时候，我就让师傅们都报名。可是，那时候就有人瞧不起年画工人，说杨柳青年画不就是依样画葫芦复制出来的嘛！这完全是理解误区，杨柳青年画不是这样，尤其水印更不是复制，木版水印的每一道工序都是需要创作的，技师在操作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充分理解原作，在做的过程中要加入自己的思想和理解，才有可能使成品达到神形皆备的效果。因为我知道他们的不容易和技艺的高超性，所以我支持他们都去参加职称评定，并且一个个地给他们做辅导，讲每一项技艺的传统在哪儿，创新在哪儿，如何评到副高级职称。我希望让这些有真手艺，凭真本事吃饭的人获得应有的职称和待遇，这对于他们继续坚持杨柳青年画的创作和发展也都是有益的。

        从1963年开始，我在画社工作了34年，我爱杨柳青年画这项艺术，爱我的师傅们，我能做的也都做了，不过遗憾的是现在的杨柳青年画仍然处在低迷时期。回想1989年，我们是作为天津的代表文化之一到德国进行访问交流的。在展览上，我和另外一个学生进行了现场创作，引得一众外国人拍手称赞，更不断地询问着杨柳青年画到底是什么，有着怎样的意义，可谓是大受欢迎，一画难求。当时从国外回来后，杨柳青年画更是名声大噪，吸引了国内外无数人来画社参观，我还主持过一段时间的外宾参观工作。

        由此而见，带着杨柳青年画走出国门可能会是推动年画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遗憾的就是这样的机会太少了，我在职期间唯一将年画带出去的一次就是到德国的这一次，当时还带着一部分木版水印，不过非常明显的是，外国人还是更喜欢杨柳青年画的。我曾经也试过出版一些杨柳青年画的相关画册在国内发行，组织过一些人进行年画衍生品的创作，如有年画元素的瓷器、水杯、工艺品等，但在当时都收效甚微。

        国人可能认为杨柳青年画是传统的、过时的，但是这些对从未见过的外国人来说，却是新奇的、现代的。所以，未来若有机会，我希望年轻一辈的画师们能够带着杨柳青年画多多地走出国门，到国外去，或许会开启杨柳青年画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当然，这一任务肯定是困难的、艰巨的，但我依旧盼望着这一愿景的实现，在这一进程中，若有需要我的助力，我依旧愿意身先士卒，为我所热爱的杨柳青年画继续贡献一份力量！

莲年有余

作者：李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