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贵，1951年出生，天津市人，1977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年画专业，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天津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天津市摄影家协会会员，第十三届河西区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十三届河北区政协委员，西青区政府签约画家。

        著名民俗专家、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张仲先生曾说：“植根于农耕文明中的杨柳青年画，是‘活化石’，是中国文化的沉淀物，又是反映民俗生活的一面镜子。所以，杨柳青年画保护传承的意义，不仅仅在技艺层面，更在文化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杨柳青年画是最早被抢救的民间艺术之一，从中央政府到天津市文化局乃至西青区以及来自民间的力量对杨柳青年画高度关注。1958年成立了天津杨柳青画店，后更名为天津杨柳青画社，开展对杨柳青年画的收集、保护、整理、研究、继承、创新，画社创作、出版和生产了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使杨柳青年画得以传承和发展。

        1978年，我社部分创作人员拜访著名民间艺术研究专家王树村先生，他语重心长地说：“杨柳青年画要发展，必须年年要有新创作，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杨柳青年画之所以在国内外影响广泛，成为中国木版年画之首，正是因为它有多达近万种，各个历史时期由民间画师和专业画家创作的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杨柳青年画，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古代仕女、吉祥娃娃、招财进宝、富贵长寿、时尚新事、戏出故事等，大部分题材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寓意丰富。年画以通过寓意、写实等多种手法表现人们的美好情感和愿望，尤以直接反映不同年代的时事风俗的新创作充实当时的年画市场，使天津杨柳青年画“年年有新意”。杨柳青年画丰富的题材起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作用，几百年来深受百姓的欢迎，对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影响深远。

        然而到了民国时期，杨柳青年画市场逐渐低迷，日趋没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日本侵华兵荒马乱、社会动荡影响了杨柳青木版年画的生产。其二，受到了早期石版印刷、现代平版印刷（胶印）的冲击，胶版印刷机印刷速度快（每小时能印10000多张）、成本低，以其丰富、准确的色彩印刷的月份牌年画时尚、漂亮、价廉物美，更重要的月份牌年画紧跟时代发展。这种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年画形式，受到人们的欢迎，很快占领了绝大部分年画市场。年画创作也出现了月份牌年画的作者队伍日益壮大，杨柳青年画的创作队伍人才流失，民间年画的生产传承也出现青黄难续的现象。这不禁让人深思，到底为何会如此呢？

        原因一，杨柳青年画创作难度大，非其他画种可比。年画创作有一定的局限性，在题材方面要求很高，既要把握时代脉搏，还要寓意吉祥，画面美观，雅俗共赏。

        原因二，杨柳青年画既要创新又要突出杨柳青年画的特点，而且人物造型要夸张变形，太写实不行，达到这几点的统一很有难度。

        原因三，年画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商品，在创作时要考虑到市场需求。创作思想在几番博弈之后，适合杨柳青年画创作的题材就很少了。所以，要在几代杨柳青年画创作人智慧凝结的精华之上进行突破创新绝非易事。

        原因四，杨柳青年画的创作周期长，年画不像写意国画、水彩等画作，快者半天就可完成一幅创作，年画的创作周期是以月为单位的。年画创作需要深入生活，作品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要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创作时要考虑到适合木版印刷、方便人工彩绘，还要出版社满意、专家认可，所以，一年也就只能创作几幅而已。若是一味求快求多，作者没有足够的时间构思、创新，那么内容、形式上一定不会有大的突破。

        年画创作对作者有非常高的标准和要求，画家不仅要有绘画基础和造型能力，还要对杨柳青年画的特点、内容、形式及民俗有深刻的理解，实践证明，随便找个美术工作者来搞杨柳青年画创作是不现实的。

        20世纪70至80年代是年画发展最好的时期，出版社经营年画效益高，给年画创作者的稿费也合理，创作一幅年画的稿费最高到3000元，最低也有几百，根据创作的水平高低、难易程度，大约在大几百到一千五百块钱左右。而当时人们月平均工资才50多元，算下来一幅年画的稿费就抵得上普通人两年左右的工资了。创作新年画价值高，收入多，愿意做这项事情的人自然也多。当时其他的美术作品没有买卖市场，因此有很多著名画家也创作年画。所以，那时候的年画创作队伍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后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对年画需求降低，年画订单量逐渐减少，而且物价上涨，工资逐渐上调，年画销售量减少，利润低，稿费不涨。创作一幅年画周期很长，原创年画也相应贬值，年画作者收入相对减少，不仅新人不愿意从事年画创作，连原来搞年画创作的有的老作者也改画其他画种了。因此，年画创作队伍的发展与经济效益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年画发展最好的时候，1985年天津杨柳青画社出版的胶印年画全国征订数是5600万张，后来就一年一年地递减，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断崖式往下掉了。当时我们也做了市场调查，到以前年画销量较多的地区，如山东、湖北、甘肃还有四川的省级、县级新华书店调查，到当地的乡村甚至进农户了解人们对年画有什么新的需求，发现确实是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变了。以前过年人们都是图喜庆吉利，期盼来年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家家墙上贴满年画。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收入增加，住上了新房子，年轻人的审美也发生了变化，家里的墙面换成了新潮的装饰画、山水画、美人挂历等。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获取文化知识的渠道多了，有电影、电视、报刊、书籍，特别是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手机都能取代了电脑的部分功能，年画已经不再是传承历史和民俗文化的主要载体了，对很多百姓而言，年画可有可无，所以市场需求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