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1947年生人，1964年进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1968年入伍，1973年复员后进入天津杨柳青画社，从事裱画工作，被评为高级工艺美术师。

“半路出家”，学有所成

        我今年70多岁了（时年），可以说我这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艺术。

        1959年12月，天津戏曲学校(现天津市艺术学院)招生，那年我刚12岁，就进入了戏校学习京剧，主要学习武生。戏校的5年是“吃苦受罪” 的5年，不过吃的是学习的苦，受的是训练的罪，也是幸福的。早在1958年，京剧工作者成功创作演出了《白毛女》《智擒惯匪座山雕》之后，有不少京剧院团都在尝试编演现代题材剧目，从1963年起，京剧和其他剧种的历史题材剧目就基本上不演了，排演现代戏成为各个剧团的当务之急，戏校自然也不例外。1964年，在筹排现代戏的过程中，戏校进行人员精简，经组织分配，我从戏校转到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也算是个美术行业的辅助工种吧。

        我在出版社印刷厂干了4年，1968年又入伍当兵，去北京空军当了一名地勤兵，后来我又加入宣传队，参加节目排演，在部队又演上了现代戏，兜兜转转没离开艺术。在宣传队的时候，有一次排演节目《沙家浜》,需要画布景，半个月后就要演出了，可干着急也找不着会画画的人。我在戏校时，除了上专业课，也上文化课，还有美术等课程，另外在戏校时看过很多剧场布景，对于构图、背景、色彩的搭配也能说上一二，不过也仅限于此。这时候碰巧宣传队找不着人，我也着急，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我自告奋勇揽下了这画布景的活。从那开始，也没师傅教，我就凭着回忆小时候看过的很多小人书里的图画式样，以及在戏校积累的对构图、色彩等的搭配感觉，就开始画布景了。或许我是真的有一点天赋吧，不仅把布景画出来了，后来连演出时的硬景、软景等都交给我画了，画得还挺好的。更没想到的是，歪打正着，这段经历也成了我日后成为画师的一大助力。

        1973年，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后，就被分到了天津杨柳青画社。当时第一感受是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因为画社是事业单位，这是端上了“铁饭碗” 啊!虽然有些肤浅，但这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到画社报到后，领导安排我去裱画组，我说：“我喜欢画画，不能去彩绘组吗?干个填色的活也好啊。”结果领导没同意，我心想裱画就裱画，同样是学门手艺养家糊口啊。

        虽说刚开始我只是把裱画当作一项技艺，但我向来追求上进，什么事情都想做到最好。而且我知道，我和一开始就从事绘画类学习或工作的人不同，自己属于半路出家，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才行。我进入裱画组时，那里有范殿元、刘宝池和李静如等很多老师傅，当时他们在行业内已经很有名了。不过老师傅们却没有任何架子，对我们新人依旧是倾囊相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师傅耐心教，我也认真学。

        刚开始做揭裱工作的时候，真是如履薄冰。看似一张薄薄的宣纸，可就是能揭起一张又一张。我在部队初期是负责机械工作的，尤其在空军，部队都是飞机，操作的都是起重架、发动机等大型机械。如今干了裱画，要求细心再细心，真的就像是放下铁锤拿起了绣花针，天差地别。

        随着对裱画学习的深入，我逐渐发现裱画绝不只是一项技术，它更是一门艺术。我国著名诗人赵朴初先生曾题诗盛赞书画的装裱技术：“书画赖有裱装助，乃能挂壁增光辉。”可见装裱是在为书画增光添彩，更对书画留存十分重要。在裱画的时候，有时是需要二次创作的。若要裱的是一幅古画、残画，那就需要先进行修复再装裱，这时裱画师就必须心中有构思，并有一定的绘画功底，可以依据仅存的色彩基调进行补色修复等工作，需要通过3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一幅作品的装裱，可见裱画这一技艺的艺术性。我喜欢画画，在部队那段为节目演出画布景的经历也锻炼了我的基础绘画能力，这些都使我更快地掌握了裱画技艺，也越来越喜欢这项技艺。

        热爱是做好一件事情的起始，我虽是半路出家，但有道是后来者居上。1995年，画社刚开始有职称评定的初期阶段，我就被评为了中级职称。大约是2005年，我被评为高级工艺美术师，是画社第一批评上高级工艺美术师的画师之一。学有所成之后，我裱过很多领导人、名家的作品。如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主席来天津视察时为天津警备区的题字，还有天津市市长李瑞环的字以及作家冯骥才的画作。有一年天津站进行改造，站内大厅墙上的画作就是我和单位同事一起装裱完成的，最大的一幅是画家范曾十几米长的画作，装裱后的画作成为站内大厅的一道风景线，十分壮观。每一项装裱工作的完成都是我裱画技艺增进的体现，更是对我能力的认可。

作者：刘军